1973年9月，我顺利地进入高中学习阶段，就读于县第三中学。当时的高中为两年全日制，两年的学习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之所以说非常短暂，是因为，一方面是指在校时间仅为两年，另一方面在两年的时间里并非全在学校学习，期间还伴随着学工既所谓的开门办学模式。对于一直在学校读书的学生来说，开门办学的模式为我们创造了提前接触社会的好处。
高中期间，在学校附近的同学是走读，早出晚归型。像我这样远离学校的，在学校寄宿。寄宿的同学每周六上午下课后即可回家，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我们大都是步行十多千米回家，周日下午我们带着家人专门制作的好吃的回到学校，与宿舍同学一起分享，所以，周日晚餐基本都是大杂烩，各种自家美味拿出来一起分享。当时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我们住校的同学每周的伙食费大概在1元上下，我母亲每月给我5元生活费，我会有节余。记得当时学校食堂一份红烧大块肉只需1角5分，大部分菜在1角以下。早饭来个海蜇头只是2分钱，可现在这个菜可是贵得多得多了。当时有的学生家庭非常困难，需要补助，学校在补助前进行了信函调查，当时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家的人均生活水平为13元多，所以不够条件补助。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平均水平”，主要是我父亲在上海工作的工资确实比较高，他后来与我闲聊时说，当年他的工资近90元。
在我的记忆中，高中任课老师大都是科班出生，他们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与我的小学老师相比，用现在的话说，他们都是职业化教师。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化学老师，姓周，主讲化学课，她善于讲理，管理严格，威信很高，对学生有一种亲和力，所以大部分学生都乐意接受她的管理。在初中复读期间的数学朱老师，调任这所高中任数学老师，他还是那么严厉高要求。在初中教我们音乐的吴老师调到高中来教我们的音乐课。在开门办学期间，我曾向她学过几天的钢琴弹奏，她说，我的手指太硬，弹奏音质很生硬，给出的定论是：我不宜学弹钢琴。教我们语文的钟老师，尽管普通话不是很标准，但他的语文讲得非常生动有趣，特别是讲到通常我非常讨厌的古文内容时，他能讲得让我入神。教我们体育的蒋老师，从体格上看，他就是曾得过不少体育赛事奖项的运动员，讲课话不多，示范非常规范，特别是跑步与呼吸这一课，教我们如何三步一呼三步吸的呼吸法，我一生受益。这些老师，他们在给了我们知识的同时，还在我们修养上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课堂学习的同时，我们还在开门办学的要求下，积极参与各项课外学习任务。期间我曾学过汽车修理，据介绍，我们修理的这辆汽车是从朝鲜战争上缴获的美国军用卡车，在工人师傅的带领下，主要是研磨修理气缸盖上的进气阀和排气阀。我们曾经加入钱塘江海塘加固的测量队伍，我们三位同学在一位工程师带领下沿塘测量土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次工程化测量，不是“纸上谈兵”的推演。我还参加了中医学习组，学习了找穴位、扎银针，其中还在自己身上试扎。我的左上臂上有个“艹”字痕迹就是当年同学在学医时试种的。这样的开门办学从形式看，貌似“不务正业”，但实际上也是培养学生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既是拓展同学们知识面的方式，还是同学们毕业后如何进入社会成为“角色”的预演。
一晃两年即将过去，我完成了规定的学习课程，数理化、语文和英语等课程成绩普遍优良，但面对全国“复课闹革命”、高校不招生的当时大背景，知道自己的求学之路即将中止，即将成为一名社会青年、农村劳动力。其实，在高中期间，我周末回家有时间时要参加农活的，我还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当时男劳力一天工分最高的是12分，一般的10分，社员们说，我人高马大有力量，活样样能干会干肯干，而且干得很好，应该是12分。所以，当时对我来说，重活轻活细活我都能干出点样子来，毕业不久就成了民兵突击队的副队长，带着一帮青年男女开始了新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