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穿过窗棂，在地板上铺出一条金色的河。孩子赤脚踩过，像涉过一条时间之溪。我站在镜前整理衣领，忽然听见身后“咔哒”一声——他举起塑料相机，认真地把我框进取景框里。那一刻我懂得：在他尚未成型的世界观里，父母是最早被摄入的底片。

于是我们成为彼此的镜像。我弯腰拾起他散落的积木，他便学会把世界归位；我因一本旧书潸然泪下，他便懂得文字可以长出翅膀。所谓教育，不过是两株树在风里交换了各自的年轮——我的年轮里刻着他未来的模样，他的年轮里藏着我过去的身影。

那些自卑的父母，总把孩子的奖状当作自己的铠甲。他们让孩子在舞台上旋转，自己在阴影里数着别家的掌声。可铠甲终会生锈，而孩子记得的，永远是后台那双因紧张而攥紧的手，而非奖杯折射的冷光。真正的骄傲，是当孩子某天在异乡车站，从背包里掏出一张泛黄的车票——那是父母带他看过的第一场远山，票根背面写着：“世界很大，我们更大。”

我开始练习在厨房演奏锅碗瓢盆的交响，让柴米油盐迸发出星子般的火光；在雨夜陪他数屋檐下的水滴，教他把每一滴都翻译成透明的诗。当我的手指因长期握笔生出薄茧，他忽然递来创可贴，说：“妈妈的手是写字的，不是受伤的。”原来他早已在观察中，学会了如何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

我们种观念的人，要忍受比种花人更漫长的寂寞。花有百日红，树有千年绿，而观念是无形的火焰，要等数十年后，才能在某个陌生人的眼神里突然燃起。就像我至今记得父亲在书桌前抄写的模样：钢笔沙沙划过稿纸，像春蚕食桑。那时我不懂，他其实在抄写整个星空给我。

此刻我伏案写作，孩子趴在桌沿认认真真写下“我爱妈妈”。他的笔落在纸上，我的笔落在心里。两代人的笔迹在某个瞬间重叠——原来教育从来不是雕刻，而是两颗星辰在各自的轨道里，用光年传递的暗语。

当未来某天，他在某个黎明独自远行，行囊里不必有我的叮咛，只需记得：曾有个人用整个生命为他演示过，如何体面地老去，如何骄傲地生长，如何在成为自己的路上，顺便成为了别人的远方。

而我会留在原地，像棵不再生长的树，把最后一片叶子做成书签，夹在他童年的某页。风过时，叶脉沙沙作响，那是我仍在说：去吧，带着我的全部平凡，去印证你的所有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