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下午，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蹲在摊子前。他拿出一双裂了口的儿童皮鞋，粉红色，一只鞋头上的蝴蝶结掉了。“我女儿非要修这个。”男人有点不好意思，“她说这是她第一双皮鞋，陈爷爷能修好。”
陈老头接过鞋，手指抚过那道裂口——是从中间硬生生撕开的，像是狠狠摔过一跤。他从铁皮柜里找出粉红色的皮料，颜色几乎一样，又从一个小铁盒里，找出一对小小的、亮晶晶的水钻。
“这鞋，”男人低声说，“是她妈妈买的。离婚后，她妈妈去了南边，三年没回来了。孩子总觉得，鞋修好了，妈妈就回来了。”
陈老头没抬头。他把水钻小心地粘在蝴蝶结的位置，然后开始缝补那道口子。针脚细密极了，交叉着，像伤口缝合后的样子，但用的是粉红色的线，几乎看不出来。
“告诉她，”陈老头把修好的鞋递回去，声音沙哑，“鞋修好了，走路要看前面。”
男人眼眶红了，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陈老头摆摆手：“孩子的东西，不收钱。”
拆房的日子越来越近。陈老头还是每天出摊，工具箱里的工具一样没少，反而多了几样——是老街坊们送来的：老王给的一套用旧了的豆浆勺，李老师给的一本快翻烂的《现代汉语词典》，还有不知谁放的一小盆仙人掌，说能防辐射。
最后一个周末，傍晚，夕阳把“拆”字映成了血色。陈老头开始收拾。他收得很慢，每样工具都拿起来，用一块软布擦干净，再按原来的位置放回工具箱。锤子、钳子、大小不一的锥子、各种型号的鞋钉、十几卷不同颜色的尼龙线和麻绳、几罐早就停产的胶水、磨刀石、蜡块……
铁皮柜里的皮料，他按颜色深浅排好，用麻绳捆成整整齐齐的几捆。那些修好但一直没人来取的鞋——有三双，其中一双是十年前的——他用旧报纸仔细包好，放进一个纸箱。
大伞收了，伞面破了几个小洞，漏出天光。他摸着伞骨上那些铁丝缠绕的地方，一圈，又一圈。
最后剩下那张小马扎。座面的帆布早就磨破了，他补过三次，不同颜色的布，层层叠叠。他坐着它，修了不知道几千双鞋。鞋匠不修自己的鞋，这话是真的——他脚上的布鞋，后跟磨得薄如纸，也没给自己补过一次。
他站起身，腰有些僵。工具箱很沉，铁皮柜也沉，他分两次搬到了停在街口的三轮车上。老街已经空了，门窗都钉上了木板，像一排排盲了的眼睛。只有他的歪脖子梧桐树还在，树下只剩一圈被马扎压出的、浅浅的凹痕。
他推着三轮车，车轮碾过青石板，发出空洞的回响。走到街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
巷子深处，有个人影跑过来，是个半大的孩子，喘着气。
“陈、陈爷爷！”孩子手里攥着一只鞋，球鞋，鞋底整个脱胶了，像张开的嘴，“明天比赛……我只有这双球鞋……”
陈老头放下车把。工具箱已经捆好了，但他又解开绳子，拿出胶水、钳子和麻绳。没有马扎，他就蹲在路灯下，把鞋放在膝盖上。
胶要涂得匀，涂完得用力压紧，再用麻绳缠牢，缠一道，两道，三道。缠好了不能马上穿，得等胶干透。
“明天早上来拿。”他说，“现在穿另一只，单脚跳回去。”
孩子愣了一下，然后真的脱下那只坏鞋，赤着一只脚，手里提着另一只鞋，笨拙地、一蹦一跳地消失在巷子尽头。路灯把孩子的影子拉得很长，一跳，一跳，像某种奇怪的舞蹈。
陈老头重新捆好工具箱。这次他没有回头。
三轮车吱呀吱呀地拐出了老街。工具箱里，工具们轻微地碰撞着，发出熟悉的声音。铁皮柜里，那些皮料还带着老房子阴凉的气息。
新地方是儿子找的，在新区的一个菜市场门口，干净，亮堂，人流量大。儿子说：“爸，这里好，赚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