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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繁荣与停滞》

财政政策是政府影响一国经济进程的重要途径之一。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也被用来确保经济在价格和生产活动方面不要出现过于剧烈的波动。这一政策在广义上包括两大方面，即收入端的税收政策和支出端的政府支出政策。借助于税收和支出，财政政策旨在实现两大目标：一是平抑经济周期，二是实现收入由富人向穷人的再分配，以及从一代人转给另一代人。

20 世纪 90 年代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 20 年的停滞和衰退，税收收入在战后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而财政支出却没有克制。政府的财政支出，特别是用于支持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的部分，持续增加。到 2018 年，债务与 GDP 的比率超过了 230% ，并且仍在继续攀升。其他债务与 GDP 比率较高的国家，比如阿根廷和希腊，纷纷陷入财政危机，政府债务不得不违约。然而，截至 2019 年年中，我们未发现有任何迹象表明日本正在经历这类危机。对于日本是需要立即进行财政整顿，还是可以进一步推迟政策调整的时间，政策制定者也莫衷一是。对于日本当前的公共财政而言，债务的可持续性是最重要的议题。

当公共支出超过税收收入时，政府要么谋求税收以外的收入（比如出售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要么发行政府债务工具，比如债券。从1992年到2012年，也就是所谓的“失去的20年”，日本持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反复衰退，税收收入不断下降。由于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以及政府为应对经济衰退一再推出经济刺激计划，因此政府支出一直在增加，尽管速度比前几年要慢。在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飙升至新高。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以后，也就是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阶段，人们担心世界主要经济体会步日本政府的后尘。2009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会议倡议各国合作，一起扩大财政支出。与G20其他主要国家一起，日本决定扩大其政府赤字，以为不断萎缩的世界经济注入活力。自2009年以来，日本政府每年的预算赤字一直高达其GDP的6%～8%。直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期，债务与GDP的比率超过了200%。

美国社保信托基金并未持有任何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未偿付余额是政府对支付养老金的承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纯粹的现收现付制，没有任何积累的资产，因为所有净支出都必须由当期的缴款来支付。在人口转型对现收现付制养老金体系产生不利影响时，未来政府养老投资基金的总额会下降。支付的养老金将开始超过缴纳的保费，政府养老投资基金的规模也将开始下降。

在税收收入中，个人所得税（约 20 万亿日元）、企业所得税（约 13 万亿日元）和消费税（约 19 万亿日元）是其主要的三个来源。消费税已成为日本最重要、最稳定的税收来源。现在，企业所得税占的份额要比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小得多。

就税收而言，两国都征收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但是美国个人所得税的占比要比日本大得多。美国不征收联邦增值税，而消费税现在是日本总账预算中一项重要的收入。美国的销售税不是联邦税，而是州税。

许多工薪阶层（即通常所讲的上班族）都对自己被征收重税倍感挫折。这种挫折感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自我雇佣者、医生和农民享有慷慨的费用抵扣。其次，众所周知，工薪阶层的税收遵从度是最高的，因为他们缴纳的税从源头被代扣代缴。再次，包括社会保险金和长期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保缴费增加了，这使得拿到手的收入大幅减少。尽管财务省可能会说，对工薪阶层的抵扣标准是相当高的，但是许多上班族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因为政府允许其他职业的抵扣额度高得离谱。例如，通过为拥有医保的病人治病获得的收入，允许医生申请抵扣其中的 72% 。随后的改革将 72% 抵扣额的收入上限设定为 2 500 万日元，超出这一水平，抵扣比例会逐渐降低。

累退性是对消费税的第二个批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1989 年出台的税收改革方案中包含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一次性现金支付的政策。一些批评者督促对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实行免税或减税政策，但大藏省成功顶住了这些压力。

2011 年夏天，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加剧，意大利和西班牙发行的债券利差开始扩大。这为日本政府敲响了警钟。当时日本债务与 GDP 的比率已经超过了 200% ，远远高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的水平。野田佳彦首相迫切要求提高消费税。 2012 年 8 月，国会通过了相关法案，计划在 2014 年 4 月将消费税上调至 8% ，并于 2015 年 10 月上调至 10% 。

日本的土地和建筑物占遗赠资产的 60% 以上；但在美国，房地产只占遗赠资产的 25% 左右。日本对房地产实行较低的税率，鼓励有遗赠意识的老年人通过借债购买房产，因为债务可以从遗产价值中全额扣除。

在美国的联邦预算中，用于医疗、社会保障、医疗保险（ Medicare ）和医疗补助（ Medicaid ）的总支出占总预算的 49% 。美国的国防开支占其预算的 14% ，远高于日本的 5% 。日本政府债券的利息支出占 9% ，而美国为 8% 。在日本，政府债务分期偿还的部分（专项账户中积累的债务余额的 1/60 ）占了另外的 15% 。

真正的努力一直推迟到 20 世纪 80 年代。削减赤字主要通过两种途径。首先，全面冻结政府支出的增长。其次，由于通胀使很多人进入税率更高的所得税应税等级，税收收入增加了。被称为税级攀升的第二种途径特别重要。在数年之内，按名义值确定的所得税税率表保持不变。遗产税税率表也有超过 13 年的时间保持不变。 20 世纪 80 年代，预算赤字最终缩小，并在 1990 财年停止了国债的发行。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建议，在衰退时增加政府支出在 GNP 中的份额，在繁荣时减少政府支出在 GNP 中的份额。这种“逆风而行”或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如果实施得当，将会缩小经济波动的幅度。在某种程度上，失业救济、对低收入家庭的各种补贴和累进所得税等制度将会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这里的自动意味着政府不需要改变补贴率或税率。如果补贴率或税率本身发生改变，以及增加政府在公共项目方面的支出，这被称为“相机抉择的逆周期政策”。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推行财政整顿是一段美妙的经历，但紧随其后的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头十年财政日趋崩溃的悲惨遭遇。本章前几节已经解释过，日本的税收收入不断下降，而政府支出不断增加。经济停滞意味着实际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这使得税收收入缩减，特别是企业所得税。经济停滞也促使政府采取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出台临时性的税收优惠，扩大政府支出。结果，财政赤字继续扩大，债务与 GDP 之比不断攀升。

在某些情形下，减少预算赤字的财政整顿似乎反而刺激了消费。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规模更小、更可控的预算赤字会让居民相信，政府未来不必大幅提高税收。预期未来税收的降低增加了居民一生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了居民消费。

2007 年 10 月 1 日，日本邮政银行宣布解散并拆分成 5 家新的股份公司，分别继承该银行的职能：（ 1 ）日本邮政服务公司，继承了邮政业务；（ 2 ）日本邮政网络公司，继承了邮政网点和其他实物资产；（ 3 ）日本邮政银行，继承了邮政储蓄业务；（ 4 ）日本邮政保险公司，继承了邮政保险业务；（ 5 ）日本邮政控股公司，是最初持有其他四家公司 100% 股份的持股公司。

在总需求疲弱时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与财政长期的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尤为重要。日本财政状况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政府债务失控。总债务与 GDP 之比超过了 240% ，而且还在不断攀升。如果不大幅削减赤字，这一债务水平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高潜在增长率）对此会有所帮助，但是即使能够实现更快的增长，也必须提高消费税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