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 ：“缗蛮黄鸟，止于丘隅。” 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前文讲到，先王修身以明明德，那么明明德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体现呢？
曾子给出的答案是亲民，而各守其位，行为上力求至善，是亲民的内在要求。这一节实际上是将比较抽象的“明明德”，具体化为“亲民”和“止于至善”，并由圣人延伸到了普通读书人的修行。
商王武丁任用刑徒傅说为宰相，励精图治，开创了武丁中兴的新局面，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的百姓都臣服于殷商，因此当时商朝的疆域及其广阔，拥有四海。
为什么武丁能够开创中兴的局面呢？因为他能秉承天命以治国，以造福万民为宗旨，九族都归顺于他，所以才拥有邦畿千里。广袤的土地是供百姓安居乐业的，君王不是为了拥有土地而开疆拓土。惟民所止，而不是惟土所止，此即依天命，明明德。
接着曾子以居于山间的黄鸟比喻中原以外的蛮夷百姓，君子应该饮之食之，教之诲之，使之融合入华夏的礼义文化，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这个过程不管有多么艰难，古代的圣王为了这个理想，都会不辞辛劳，终身践行。所以，周公所说的“作新民”，其实也就是“在亲民”。
山间河谷是黄鸟生息繁育之地，对黄鸟来说，山隅便是它们的善地。古代圣王对蛮夷之民都是影响教化，而不是强迫他们抛弃自己的故土和习俗，这就是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便是知至，也就是知止。
曾子接着引用孔子“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一句，这是告诉我们，黄鸟尚且要择善地而栖，何况是人呢，哪个老百姓不希望安居乐业？君子的责任就是要满足老百姓的愿望。
因此，诗经赞颂周文王说“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庄严伟大的周文王，他的人格光辉像阳光一样永远普照万民，他的统治敬畏天道，遵循天理，并孜孜以求，付诸于实践，为所当为，不为所不当为。
这就是圣王的“止于至善”，曾子进一步将“止于至善”进行细化发挥，他演绎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仁，君王之至善；敬，大臣之至善；孝，人子之至善；慈，人父之至善；信，交友之至善。这样，曾子就把天理落实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为建立社会秩序提供理论依据，简言之，天理变成了人伦。明人伦，这正是儒家教化的核心，自然就成了治学的现实要求。现实生活中的止于至善就是遵循天理，明明德。
至善并不是说存在一种绝对的善，而应理解为一种过程，即不断扩充善的过程，就是孟子所谓的“集义”，王阳明所谓的“致良知”。这样，我们就把终极的目标，演化成了可行的行动与过程，由此，我更加体会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深刻内涵。
君子是要用自身的善，来教化百姓。因此，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这是周公“明德慎罚”之训的实践体现。明明德是本，赏罚是末。老百姓受到君子善行的感染，自然就生向善之心，就不会使奸耍滑，无中生有，溺于诉讼。
所以，曾子最后说：“此谓知本。”这既是对“止于至善”一节的小结，也是对“所谓诚意者，毋自欺也”整章的总结，同时呼应前文，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亲民为本，知止于至善为“知之至也”。
整个论述前后呼应，浑然一体。经朱夫子重新编排，反而弄得支离破碎。这就是王阳明经常批评朱熹的地方，也是陆九渊指责朱熹治学方法的焦点。
----《我读大学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