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苏轼与王安石这两位北宋最具才华的诗人和散文家，总有人把他们说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两人同朝为官之时，不论在文学上，抑或是政见上，都有诸多不同见解，也起过诸多摩擦；而事实上，这两位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尽管政见不同，却从来都不在私下里以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彼此。或许争锋相对过，或许暗中讽刺过，可最终，两人依旧在大宋王朝的风风雨雨中惺惺相惜，给予彼此自己的尊重与宽容。
乌台诗案，苏东坡人生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正是这起案件，让当时还年少气盛的苏东坡意识到了官场背面有太多太多的沉疴。很多人都以为这是王安石的意愿，毕竟谁都不希望将一个政见与自己不和、又才高名盛的人留在朝廷上与自己对抗。王安石的确是有打压苏轼的想法，可他从未同李定一流一般希望将其置于死地。反之，他还为苏轼求过情。李定、王圭是为了权与利，而王安石却是和苏轼一般，希望可以将大宋王朝推上顶峰。
王安石与苏轼从来都不是因为对方这个人而交恶，只奈何政见与观念相差甚远，相处起来总不可能是融洽的。在乌台诗案中，王安石在听闻朝上有小人欲撺掇圣上定苏轼死刑时，想起国家多难，人才难得，便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信中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觉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将苏轼放了，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由此可见，尽管王安石也曾因苏轼多次阻挠变革而愤怒，却从未因此否认苏轼的才华，想至苏东坡于死地，依旧保留着一种君子之风。
而且，苏东坡并没有对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都持否定态度。在王安石死后，司马光重执大权，开始大力推翻王安石推行的所有新法。而苏轼却在此时又站在了司马光的对立面。他认为王安石的新法虽然大部分不合理，但其中例如“免役法”是对国家治理有积极意义的，应当保留。然而司马光处事较极端，坚持要清除王安石变法的所有政策。为此苏轼曾说：“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
此外，1084年，苏轼从黄州被调任到汝州，在北上的途中，路过江宁，拜访了当时已赋闲在家的王安石。二人并未因之前发生的事情产生隔阂，而是相谈甚欢。且据《西清词话》记载，二人分别之时，王安石颇为不舍，感叹到：“不知更几百年，才有如此人物！”可见，苏轼王安石二人之间仍是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友谊的。
苏轼与王安石之间，从来都是亦敌亦友，君子之争。他们用自己博大的胸怀，宽恕了对方为实现自己政治与学术上的抱负而作出的一些伤到自己的行为。而这，也正应证了“文人相亲”这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