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可能有很多朋友，但我相信书籍是最伟大的朋友、最有益的朋友。

 我和书籍打得火热的时候并不是六七岁，也不是十四五岁，记得在高中以前，我对课外书是一种爱搭不理的状态。初中，每天上课读七门课程就让人焦头烂额，每天作业都要挑灯夜战，课外书只能成为负担。到了假期，去看看电视，和小伙伴玩耍，发呆成为了比读书更重要的事情。加上初中时有语文课外推荐阅读书目，一大箱子定制的课外书，老师把它们作为暑假寒假作业来布置，要在书上做批注、写读后感，这更加剧了我对书的敌意。中国台湾女作家三毛在她的代表作《撒哈拉的故事》中写道：“别人指定的东西，我就不爱去看它。”这句话说到了我的心里。

 真正迎来读书转折的时刻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市一中就是一个被书籍包围的学校，每栋教学楼一层是年级图书馆，藏书数万。还有一个专门的图书馆，在图文信息楼，里边的书籍浩如烟海。每个班级的教室还有一个书柜，几百册经典书籍唾手可得。在这样被武器装备包围的战场，哪一个士兵不能随手拿一把好枪呢。

 其次，一中读书的苦自不必说。那种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的煎熬确实让人压力山大，手机电脑都与我们无缘，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操场上跑两圈，书架上拿几本课外书，瞅一瞅，看个几十页，舒服极了，总比做数学题强。

 那时候，校内的书店最火的是环球人物这些杂志，还记得是高三，班主任为班级订了报纸，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等等，总之，看不完的课外书、报纸、杂志，成为我们休息时的精神寄托。在最劳累要人命的高中时代，书籍成为了我和同学们精神上最大的出口，我相信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那是高中时候读书为我们打开的大门。

 自高考以后，读书便一发不可收拾。少年时代欠缺的书籍阅读量，要把它补回来。从京东到淘宝，从多抓鱼到学校图书馆，从时见鹿书店到物外书店，从403到外文书店，我都在寻找好书，寻找未曾开拓的精神世界。

 读书数量是很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质量。读十本郭敬明的书还不如看几行《毛泽东选集》，所以读书的方向很重要。高中时，老师把茅盾文学奖捧在神坛，我认为这太局限了，那些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只会把人的思维固定在中国历史和现实，而忽略世界和宇宙。

 同样，读书也要跟对人，如果跟着樊登，那么就走错了路，走上了一条功利主义、背思维导图、学条条框框的路。我十分后悔上了樊登的贼船，花了365块的智商税。你只是在听他一两个小时的只言片语，看一些零零碎碎，没有丝毫收获。而且他粗浅的思想水平使他只能讲工具性的书，只能讲带娃跑步的书，我没有在上边看到一本名著，最简单的短篇小说都没有，更别说《百年孤独》这样的鸿篇巨著了。哈佛大学的TalBen Shahar老师在讲积极心理学时谈到，不经历一个由繁到简的过程，那么拿到手里的简一无是处。你不去读原著、不去自己思考，而照搬樊登的感悟，确实没有什么用。我不得不肯定樊登在普及知识、传播读书风气上的积极作用，但是，他捞钱的本质已经改变了整个樊登读书的风向，人们在长久的阅读之后不会有质的提高，只会学到一些不痛不痒的观点，收获虚假的满足感，形成一种我读了很多书的假象，实际上一本也没读。我跟着樊登读书读了一年，听了几十本书，留在脑中的只有樊登高傲的嘴脸，一无所获。所以我说，真正读书的人是远离樊登的人。

 真正最适合我们的书单是豆瓣TOP250，先读完这250本再说吧。高中历史老师，我们心中公认的才子，曾说没有几千本书的阅读量就没有发言权，我举双手赞成。当然这是要时间积累的，也是要动脑子思考的，学而不思则罔，光读书不思考，光翻书不标注，那等于白读。到了30岁以后，直到50、60岁，我认为一个人应该有上千本书的阅读量，才能不枉此生，不枉大脑。

 大学是我读书的黄金时代，我每次回家都要带十几本书回去，那是在学校看完的成果。每当多抓鱼包邮的时候，一箱箱二手书就送到了我手里。家里大大小小的纸箱多半是书，我会在每一本书上贴上得力的索引标签，每一句有价值的话我都会标注，附上索引，以备文章引用，以备来日思考。当我要痛骂樊登时，我就会去找TalBen Shahar的这句话，然后引用它。这就是我读书的方法。成千上万的有价值的句子和思想被我用标签标出，哪一条都可以为我所用。

 科学研究表明，21岁是人思维的顶峰，从此就要走下坡路。当我们20多岁的时候，应该抓住时机博览群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形成自己价值观的关键时期，也是我们思想最有创造力的时刻，但愿年轻人可以与书为伴，不要枉费珍贵的头脑。

 读书，是让我们有更广阔的精神境界，是为了让我们忘却时间、忘却烦恼、忘却一切。当中国的人均阅读量只有4本多的时候，我为之担心。我想这4本多不应该包含教科书和美食指南吧。不要被樊登骗了、不要被网络垃圾骗了、不要被郭敬明骗了，去选好书，去读好书，去读原著，去思考，我们的思想才能提升，我们的眼见才能开阔。

    正如西汉文学家刘向所说，书犹药也，善读者可以医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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