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见父亲又摆弄起了他的二胡。他小心地擦拭着琴筒上的松香，指尖轻轻一拨，弦音嗡鸣。他转过头，对我笑着说：“瞧瞧，我可是有音乐细胞的。”
说起这份“细胞”的来历，父亲的眼神便泛起了光，仿佛穿越回了餘善堂的老屋。他说自己七八岁时，最爱看长辈们拉二胡。那位叔公总微眯着眼，身体随着旋律轻轻摇晃，琴声时而呜咽如秋雨，时而欢快如溪流。那声音像一颗有生命的种子，悄悄落进了他年幼的心田。到了十三四岁，他的心痒再也按捺不住，便和隔壁的三伯公家三儿子——朝达叔叔，正式拜了师。两个半大少年，夏夜在院坝里，冬日围着小火炉，吱吱呀呀地开始了他们的音乐启蒙。
父亲的话匣子一开，便带我走进了更悠远的家族记忆。我们的太爷爷有六兄弟，那是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其中，二太娘和四太娘是那时的“文艺骨干”。她俩常聚在一起，不是她吹笛，便是她弹弦。餘善堂的木板墙上，挂满了自家造的乐器：用老杉木蒙上蛇皮的二胡，用竹子钻孔打磨的笛子。而二太娘有一项镇住全场的绝活——能用鼻子吹笛子。父亲模仿着长辈们惊叹的神情：“那笛声清亮亮的，从鼻子里出来，我们这群小娃儿都觉得神奇得了不得！”
时光流转，到了爷爷这一辈，生活的重心似乎变了。音乐的天赋并未广泛传承，只有八妹伯公拉得一手出神入化的二胡，成了家族里的“演奏家”。而梅儿伯公和我爷爷，则循着另一条路，跟随太爷爷走上了学医济世的道路。太爷爷医术高明，尤其有一手助人求子的绝活，不知为多少焦灼的家庭送去了婴啼与欢笑，成了四里八乡口口相传的“送子观音”。可惜，这剂承载着无数期盼的偏方，最终如断线的风筝，消失在了岁月的烟云里，只留下一个模糊而神奇的传说。父亲说到这里，语气里满是惋惜，但随即又骄傲起来：“不过你爷爷的医术是也是可以的！你小时候病得凶，医院都不肯收了，是你爷爷，硬是翻遍医书，守了你几天几夜，用一帖帖中药把你医治好。”后来，爷爷留下一副专治“小肠气”（疝气）的偏方，那张发黄的药方，又不知安抚了多少乡邻深夜的剧痛。
我记忆的起点，也落在这座餘善堂。那是我童年最鲜亮、最快活的一段。我们家和朝达叔叔一家同住一个屋檐下。叔叔婶婶生了一对粉雕玉琢的双胞胎女儿，后来又添了个可爱的小闺女。白天，大人们出门劳作，老屋安静下来。而一到晚上，这里便成了快乐的据点。两家人搬出小凳，聚在门口光滑的石凳周围。父亲和朝达叔叔会拿出他们的二胡，稍微定弦，相视一笑，熟悉的旋律便流淌开来。我们几个孩子立刻成了最忠实的合唱团。《东方红》的庄严，《走进新时代》的憧憬，还有那些忘了名字的民间小调，我们唱了一遍又一遍，从不厌烦。歌声或许跑调，琴声或许简单，但在那个物质并不丰裕的年代，那琴声与歌声，就是我们最富足的精神盛宴。
如今，老屋餘善堂在时光中渐渐斑驳，外墙都已倒塌了许多。但那份流淌在血脉里的音乐与温情，却像父亲手中这把老旧的二胡，只要弓弦一动，便能唤醒所有沉睡的记忆，让往昔的岁月，再一次在心底响起悠扬的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