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写作《战论》，认为：

“河北视天下，犹如珠玑；天下视河北，犹如四肢。河北民风浑厚，居民无论农耕还是作战，都果敢坚决，加上出产良马，便于沙场奔驰杀敌，所以出战则胜利，耕种则富饶，不用和其他地方贸易，就能自给自足。就好像大地主的家族，不是要有金银珠宝才算富足。国家无河北，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都一无所有了，丢掉河北这一肢，军事力量就没有了。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都驻满军队，以抵御外地入侵，不能派往别的地方，这是第二肢，也用不上了。六镇之师，大概三十万，都靠朝廷供应，抱着手什么也不干，而沿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到海滨，西到洛阳，刮尽土地所有财物，才能供应他们，这是第三肢，把钱财耗光了。咸阳西北，驻扎大兵以防备戎夷，把吴、越、荆、楚等富饶之地搜刮光了之后还要铲地三尺，以供应西北边防，这是第四肢，也是破财的。天下四肢尽解，就剩下头部和肚腹，还能长治久安吗！

“今天如果能改变‘五败’错误，则一战可定，四肢可生。天下无事之时，身负朝廷寄托的大臣苟且偷安，自私自利，战士流离，兵甲钝弊，平时不抓军事训练，这是一败。一百人的部队，靠政府供养，名册上却有一千人，大将小裨，都吃空饷，以敌人强大为自己的幸事，以军队长期御敌为快乐，于是手执兵器的人很少，消耗的粮食很多，不能查实兵员实数再按数拨付军粮，这是二败。战斗小胜，则夸大功劳，奔走献捷，以邀求上等赏赐，甚至一日之间，两次赏赐，一月之内，两次封官拜爵，凯歌还没唱，官爵已经高到极致，这些将领田宅宽广，金缯满溢，子孙全都封官了，他们岂肯苦思奇策，出生出死，为国操劳呢！如此厚赏之过，这是三败。战败的将领，士卒大量死亡，丢失大城重镇，则单身逃回京师，贬为刺史去上任。回头看一眼处刑的刀锯，气定神安，不到一年，又回到将坛上指挥军队了，如此轻罚之过，这是四败。大将不能专掌兵权，恩臣、敕使把他们呼来喝去，宦官们堂而皇之地指挥布阵，击起战鼓，一个说必须要排偃月阵，一个说必须要排鱼丽阵，三军万夫，徜徉徘徊在仓愰惊骇之间，就已经被敌人骑兵抓住机会，发动攻击，夺取了我军战鼓军旗，如此不信任主帅，没有人承担指挥责任，这是五败。现在，要整顿军队，洒扫污垢，打造万世平安，如果还继续过去的错误，那是不可能办到的。”

又作《守论》，认为：

“现在议论国政的人都说：对付倔强凶悍的军阀，我以良将劲兵来驾驭他，以高官厚爵来满足他，让他生活安逸而不打扰他，在外镇守而不拘束他，这就如同豢养虎狼，只要不触怒他，他的忿气就不会萌发。这是代宗、德宗年代安邦守国的办法，何必急于发动战争，焚煎百姓，然后引以为快呢！我认为：代宗、德宗年间，正是因为这样才造成大祸。在那个年代，有数十座城池，千百个士兵，朝廷就对他特别优待，他就是犯了法，也不会被制裁。于是乎目中无人，口吐狂言，自树一家，破坏法律，相互攀比尊贵奢华，天子唯恐碰了钉子而不予过问，有司苟且绥靖而不呵斥。没有功劳，而超越等级给他们封王封侯；不来京师朝觐，还赐给他们几案手杖，让他们安心养老；这些叛逆国贼的儿子，却把公主嫁给他为妻；缘边加上精美装饰的衣服，无不准备周到。于是他们的土地越来越广，军队越来越强，僭越身份的事越来越多，奢侈之心就越来越炽烈。于是土田名器，分划殆尽，而贼夫贪心，还未到尽头，于是有淫名越号，或者称帝，或者称王，相互盟誓，各自独立，怡然自得，毫不畏惧，四面掠夺，以满足自己心意。于是赵（王武俊）、魏（田悦）、燕（朱滔）、齐（李纳）卓然而起，梁（李希烈）、蔡（吴少诚）、吴（李錡）、蜀（刘辟）跟随其后；其余混乱汹涌，都想仿效的，到处都是。宪宗即位之后，宵衣旰食，集结英杰，朝夕商议，所以能诛讨铲除那些大军阀（吴元济、李师道等），而怀柔势力小的（王承元、刘总等），让他们归顺。否则，长安、洛阳城郊，都将成为猎场了！大体上说，人性天生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争则乱，所以家教要有笞尺，国家要有刑罚，朝廷征伐于天下，才能够压制欲望，阻止争斗。代宗、德宗年间，全都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有限的资源（官爵赏赐等），去堵塞无限的欲望，所以首尾四肢，几乎不能相互运作。现在的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反而认为那时候做得对。我看今天做强盗的不只是河北而已，呜呼！代宗、德宗的所谓守邦之术，实际上是永远的教训！”

又注《孙子兵法》，写了一篇序言，认为：

“用兵就是用刑，刑罚，是政事，是孔夫子的职责，是仲由、冉有该办的事。不知道从哪一代开始，被哪个人分为文、武二道，分割成两件事，各自发展，于是让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者耻而言之；假如有谈论军事的，世人就认为他是粗暴异人，都不愿意和他交往。呜呼！亡失根本，这是最严重的了！《礼记》说：‘四郊多堡垒，这是卿大夫的羞耻。’历观自古以来，建国还是灭国，没有不靠军事的。主掌军事的人，必须是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才能有功，议于庙堂之上，军事计划已经制定完成，然后交付给将领。汉高祖说：‘指示野兽行踪的是人，抓获野兔的是狗’，就是这个意思。那些做宰相的说：“军事不是我的责任，我不应当知道。’君子会说：“那你就不应该坐在那个位置上！”

华杉曰：

杜牧是大诗人，中国人都熟悉他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还有：“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他的爷爷，是宰相杜佑。杜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就是编撰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史《通典》。杜牧还有一首讲自己家世的诗：“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他说的这家集二百编，就是杜佑的《通典》。《通典》中也有孙子兵法注解，杜牧又写了孙子兵法注，他对注解孙子兵法贡献最大，篇幅最长。但是，他的注解中不断批评之前曹操做的注解，高频出现“曹说非也”四个字。不过，在我看来，凡是他说“曹说非也”的地方，都是曹操说的对，他的注解错。在拙作《华杉讲透孙子兵法》里，收录了曹操和杜佑、杜牧的相关注解，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