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户口本记录，奶奶生于一九二八年，到二零二一年离世，走完她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九十三岁。
奶奶二婚嫁给爷爷，头婚嫁给谁？嫁去什么地方？不得而知，只听她说过十五、六岁嫁过一回，无子嗣，直到爷爷娶了她。
爷爷也是二婚，在这点上，也算是门当户对。奶奶依次生下二姑、二伯、三伯、父亲、小姑和叔叔。从此，奶奶的命运和爷爷绑在了一起，两人相辅相携，撑起这个人口庞大的大家庭。
爷爷离世时，只有大姑、大伯、二姑、二伯成家立室，三伯、父亲、小姑和叔叔还是单身寡人。孩子们的婚姻问题，成了她老人家的心头大事。
春节前夕，大家回家过年，奶奶卧床不起，几个孩子围坐在床前，嘘寒问暖，二伯问道：“阿妈，你那里不舒服呢？和您去看看医生吧！”
奶奶摇头摆手，语重心长的说：“我哪都好，就是心头不舒服，你老弟老妹，还没讨到人家，我心里不舒坦。”父亲哥几个，面面相觑。
孩提时，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村里出现了新思潮———进城打工。在这影响下，衍生出两个新的群体，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照看留守儿童。当年，比我大几岁的、同一年龄段的、甚至后来小我几岁的，多数是留守儿童。
母亲、三伯娘、婶婶自然也有想法，可，除了大伯、二伯家的堂哥堂姐们能独自生活外，三伯家、叔叔家以及我家，三个家庭加起来，一共九个小孩子，或嗷嗷待哺、或牙牙学语、或初步学堂，对奶奶来说，这不是耕田种地那么简单的事。
三碗水端不过来，两碗水端不平，一碗水端不得，最好的办法就是那碗都不端。在某种程度上讲，很感谢奶奶当时的选择，至少，我童年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是留守儿童。
孩子中，我属于调皮、霸道、爱打架的类型，自然也没少挨妈妈的棍子。每次被揍了，就哭着直奔奶奶的房间，并恶狠狠撂下一句：“我再也不回来了！”上演一场“离家出走”的戏码。
到了奶奶的房间，放声大哭，彷佛在这个屋子，我所受的委屈才能被理解、关注和宣泄。奶奶看到我哭丧的脸，把我拉到跟前，用手揩了揩我脸上的眼泪和鼻涕：“又不听话被你阿妈打了？要听话咯，你是阿哥，要多让着弟弟，不哭了，不哭了。”
奶奶的手并不光滑，很粗糙，就像她床上盖的那张黑色麻布被单一样粗糙。我止住了眼泪，抽泣着靠近奶奶耳旁：“阿婆，我要在你这里住，阿妈打我，我不回去了。”
奶奶笑道：“好好好！不哭了，不哭了。”奶奶从米缸掏出来两个糖果，递给我：“那，不哭啦，阿婆给糖你吃，只给你一个人，其他人没有。”我没“回家”，晚上和奶奶一起睡，手里紧握着糖果，美美的进了梦乡。
奶奶身体一直很好，有记忆以来，没听她说过感冒、发烧之类，只是听力受损以及右眼失明，尤为惋惜。
大瓦房建成后，村里媒人，介绍了个姑娘来家里和三伯相亲，奶奶烧开水待客，拿碗柜面的水壶时，不慎打翻，开水灌入耳内，听力受损，从此近乎失聪状态，和她说话，需要靠近她耳畔提高音量，她才听得清，奶奶倒是豁达：“耳背点也好，有人骂，听不见，耳根清净”。
奶奶眼睛刚出现重影、不自觉流泪时，家人们都没注意到不对劲，后来奶奶说眼睛不舒服，为时已晚，检查结果是成熟期老年性白内障，动过手术，效果不佳，直到右眼完全看不见。
出来工作后，有假期常回家看她，她总是用右手食指和中指遮住右眼：“这只看不见了，那只看东西也模糊”。
然后，在她枕头下摸索着姑姑给她买的眼药水，往眼睛里滴几滴，接着又说：“阿婆还在，你们哪个回来都还能看到阿婆，那天阿婆不在了，你们回来就看不到阿婆咯！”
我忙打断她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到她这个年龄段的人，老是把这类话挂在嘴边，而且，她说这话时，丝毫没有看到她脸上有任何复杂的情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