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这个曾经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的省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变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时强调"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这一重要指示不仅为山西指明了方向，更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如何摆脱路径依赖。山西的实践告诉我们，转型不是简单的产业更替，而是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发展格局的系统性重构，是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山西被称为“煤海”，煤炭资源储备丰富，是中国典型的以煤炭为核心的资源型经济发展省份，也正因如此，山西长期形成了"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这种单一性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埋下了发展失衡的隐患。曾经山西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显著的“三高”特征：高资源依赖、高耗能与低附加值、高环境成本。
高度依赖煤炭产业，煤炭及相关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一度超过70%，缺乏内生增长动力。当煤炭市场需求下降或者价格下跌时，全省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均大幅下降，企业亏损面扩大，失业率上升。简言之，单一资源经济抗风险能力脆弱。当资源价格决定经济命运，区域经济就会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煤炭开采及下游产业均为高耗能行业，产业链多停留在资源初加工环节，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低，经济效益有限。并且煤炭开采和燃烧会带来严重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使山西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英国经济学学家理查德•奥蒂曾提出“资源诅咒”理论，指出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失衡，山西的经历正是这一理论的现实注脚。
正所谓“穷则思变”，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的工业化阶段理论指出，资源型产业在工业化初期具有必然性，但随着发展阶段提升必须实现产业多元化。山西的转型实践正是对这一理论的生动诠释，也是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困境的思变之举——从"煤老大"到"能源革命排头兵"，从单一煤炭产业到构建多元产业体系。这种转变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继承与发展。
转型发展的关键在于找到传统资源与现代产业的结合点。要认识到，传统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盘，也可以成为创新的主战场，决不能将之简单等同于“落后产业”、“低端产业”。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因此，山西的转型也绝不是简单放弃煤炭，而是以能源革命为引领，推动产业结构从“单一煤炭”向“多元支撑”转变，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跨越。其核心路径可概括为“一减一增一融合”：山西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压减落后产能，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山西以“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培育新兴支柱产业，构建多元产业体系。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强调，区域发展需要培育增长极带动整体进步。山西通过打造多个产业增长极，形成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新格局。太钢集团研发"手撕钢"等高端产品，将传统钢铁产业推向产业链高端；潞安化工集团从煤炭开采延伸到煤基新材料领域，实现了产业价值链的跃升；云冈石窟、平遥古城、五台山等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金字招牌，文化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让沉睡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山西以科技创新为纽带，促进传统产业与现代技术嫁接。全省累计建成100座智能化煤矿、1200个智能化采掘工作面，5G技术应用于井下开采，吨煤成本下降，安全事故率更是大幅降低；通过文旅数字化，文旅产业从“观光游”向“体验游”“智慧游”转变，通过生态产业化，采煤塌陷区变身生态公园、光伏电站，废弃矿山变成“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山西的成功案例印证了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不是凭空创造，而是对现有资源的重新组合和提升。
山西的转型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模式，也有别于传统的发展路径，而是立足国情、因地制宜的创新探索。它告诉我们：资源型地区的转型不是简单的产业更替，而是发展理念的革命性转变；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不是照搬照抄的模式复制，而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方案。展望未来，随着转型步伐的加快，山西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为全球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正在用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诠释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