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弟弟·一》
十一年，足够一棵梧桐树苗长成遮天蔽日的模样，也足够让一对亲姐弟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长成南北两座遥望的孤岛。2025年的春天，这个数字像根细针，轻轻扎在我心口——我和弟弟，竟已十一年未见。
这些年我们像两列固执的火车，在各自的轨道上轰鸣疾驰，约好交汇的站台，却总被生活莫名的调度错开。直到年初那通电话，他声音里掺着一丝罕见的疲软：“姐，我住院了。”心血管问题。这四个字让我在北方干燥的春寒里惊出一身冷汗。他才三十多岁啊。电话这头，我那些“忙”与“奔波”堆砌的借口，忽然轻飘飘的，没了重量。那一刻我下定决心：今年，无论如何，我要跨过山海去见他。
相见的路，却像我俩这些年的轨迹，曲折得有些滑稽。
出发那天，北京还在春寒里哆嗦。我裹着羽绒服，像只笨拙的熊。婆婆再三催我：“你呀，早点出门才稳妥。”她深知我的“路痴”是家族公认的绝症。为此我出发前广而告之所有朋友：“务必来找我，我路痴，我来找你们一定会丢的。”
我向来憎恶北京地铁，觉得那纵横的线路是张冰冷贪吃的蛛网，在安贞那会，我就宁愿坐公交绕遍半个城，也绝不向下踏入那迷宫。可这次，老马不在身边，我没了那根“盲杖”。硬着头皮钻进12号线站口，偏巧一个失联多年的妹妹此时“复联”，两人隔着屏幕聊得热火朝天。我举着手机，顺着人流迷迷糊糊往前走，走了许久不见列车，眼前豁然一个出口。我竟恍惚以为那是进站的入口，刷卡出去了！站外执勤的警察小哥一脸困惑：“您没坐车，怎么出来的？”我这才如梦初醒。他们像处理一件珍稀文物般，几人接力，引我重新入站，还补给我三块钱现金。被盘问时，我全副武装，只露一双眼睛，急中生智（实为嘴硬）撒谎：“不好意思啊，头回来北京，第一次坐地铁，所以不太会。”说完便溜，脸上烧得厉害。那三块钱硬币攥在手心，滚烫，像对我生活能力签发的“羞耻证书”。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13年了。
后来换乘，我前所未有地专注，看指示牌的眼神近乎虔诚，听报站的声音如同圣谕。几经周折，终于抵达大兴机场。打印登机牌，却遍寻不着登机口。问询处的工作人员眉眼间挂着倦意，指尖一掠：“太早，系统没分配，过一小时再来查。”我愣在原地，像被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考倒的孩童。原来，常识也有盲区。后来ai才知道登机前两小时内才能查出登机口。
等待的时光被海燕妹妹的视频通话填满。我们聊青春，聊这二十年各自人生的陡坡与缓滩。她说起有一年生意顺手，净赚两百万，语气淡得像在说菜价。我隔着屏幕对她竖起大拇指，心底泛起羡慕的涟漪。成年人的世界，精彩与沉重，从来都是双生花。
飞机冲上云霄时，我才惊觉胃里空空如也。而航班提供的，仅有两杯温吞的白水。抵达佛山已是深夜十一点零九分，弟弟的电话早已追来数个。按照指示“向左走”，我拖着箱子在温热的风里跋涉良久，拍给他看陌生的路口。他叹气：“错了，是右边。”折返，相见。第一眼，他穿着短袖，额角有细汗，而我裹着北方的寒冬。
“你左右不分呀。”我抱怨。
他笑，露出一口白牙：“我说的是右边，是你非要去左边。”
究竟谁对谁错，已成悬案。但我记得他一直说的是左边。我只觉得身上厚重衣物瞬间化作刑具，羽绒服里，加绒美背和毛衣闷出微型热带雨林，厚打底裤包裹的双腿如同正在慢蒸的糯米糕。我自嘲：“这一趟，一个多小时桑拿，老寒腿该根治了。”
饿得前胸贴后背，求他觅食。他环顾冷清的机场周边：“这点了，哪还有饭？到家吃。”接着便开启数落模式，“十二个小时，你不知道吃饭？”我哑然。候机时聊得太欢，飞机上期待落空，时间就这样从肠胃的缝隙里溜走了。
到他家楼下，停车位紧张得令人窒息。他的车与邻车间隙，恐怕仅容一纸穿过。我在后排，他那侧紧挨着儿童座椅。他边绕过来边说：“开门小心，特别慢点。”我屏息，以毫米级的谨慎推门，可“咣”一声轻响仍划破夜色。他眉头立刻蹙起：“说了要轻点。”语气里是熟悉的、毫不修饰的急躁。我抿嘴，咽下反驳，只仔细查看邻车——无恙。心底那点小小的不爽，像气泡，咕嘟冒起，又悄悄瘪下去。这臭脾气，真是一点没变。
上楼，他翻箱倒柜，最后递来两个孤零零的法式小面包，和一罐酸奶。“垫垫。”他说。弟妹揉着眼从卧室出来，要开火做饭，被他轻声拦下：“你去睡，明天还上班。”转头对我，却又是那副调侃腔调：“什么人啊，这都不知道吃饭。再说了，你看你都这么胖了，饿一顿能咋地？”我气得瞪他：“你会不会当弟弟？不该提前问问，备点吃的？自己不周到还怪我！”话虽凶，手却老老实实接过面包。酸奶冰凉醇厚，意外地好喝。
弟妹拿来崭新的毛巾牙刷，温柔道：“姐，洗漱了早点休息。”那时，时针已滑过凌晨一点。
陌生城市的夜，格外安静。躺在客房的床上，身体疲惫不堪，心里却有一块悬了多年的石头，悄然落地。窗外的风带着南国特有的湿润暖意，我在这气息里，沉沉睡去，一夜无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