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火柴盒承受的使命

（1）

当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当时的工作重点是筹备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许多人都要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只留下少数人驻守上海。

关于“六大”这个会议的召开地点，为什么要选在莫斯科而不是中国境内的某一座城市？这个问题在前面已交代过，这主要是在国内根本就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来召开这么大型的会议。

原因很简单，国民党在它的二届四中全会中通过了《制止共产党阴谋案》后，其“反共”气焰更加嚣张，一旦发现哪一个地方有共产党在聚集开会，肯定会一网打尽，而且是杀立决。这样，共产党人还敢在国内哪一座城市就像召开“五大”那样大张旗鼓吗？那无疑是飞蛾扑火，自投罗网。

三月以来，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考察，都觉得在国内根本就不适合召开“六大”，哪怕是香港和澳门，都有很大风险，这才决定把会场搬到国外的莫斯科去。

当时遇到一个契机，就是需要中共派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青年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样中共方面就要走很多人，这让细心的周恩来发现了可以借这股东风，顺便在那里召开“六大”，于是就给赤色职工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协商，让她代为请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总书记斯大林。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回国后，这个由共产国际指定的代理人，赤色职工国际驻中国代表向她的总部这样说道：

“在这次党代会上，很需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切实领导，现在正需要党来弄清所有问题，因此我们和中央一起给你们发去电报，我们认为在苏联境内召开代表大会是合适的。”

她这里说的党，是中国共产党，她这里说的党代会，就是第六次代表大会。显然，她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给共产国际和苏共发出请求的，这就如同中共在亲自请求，只不过是借了一下她的嘴巴而已。

然后，她罗列出了中共不能在它的国内召开这个代表大会的原因。她说：“第一，是由于国民党的竭力“反共”，可能会遇到破坏的危险；第二，没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重要代表参加，肯定也不行；第三，环境不安宁，会给代表们带来焦躁情绪，这样就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

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和斯大林看了她的“请求”后，表示同意。这就让中共这边彻底放了心。然后，就开始积极筹备起来。

（2）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国际的布哈林看了，为什么还要征求苏共总书记斯大林的意见呢？要搞清这个问题，就得从头说起。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后，年轻的苏维埃俄国却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包围之中，也就是说，它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外援，许多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并不承认它，而且还要想方设法鼓动它内部的敌对势力进行捣乱和破坏，甚至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像一个孤立无援的斗士，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敌对者所攻击。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冲出包围圈，在国外去寻求同情者和支持者。

为了打破这种被包围的被动局面，就需要去全世界争取最广泛的同盟者，而这些同盟者肯定不是那些有钱人掌权的国家，而是也肯定是那些正在受压迫的民族。所以，苏维埃俄国的奠基人列宁就决定把视觉伸向国外，准备成立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世界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共产国际同盟”，试图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斗争。

当然，这个想法与列宁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这个远大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在一九一九年就成立了这个机构，并马上行动起来。

尽管那时国内财政还很困难，到处都还在发生反革命分子所发动的武装叛乱，但列宁还是要拿出一部分钱来帮助那些正在被压迫的民族建立共产党。这样，比邻东方的近代中国就成了他的第一个被选择对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出现在世界东方的渊薮。

但中共成立时，只是被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的，所以其活动要受它限制，活动经费也要它提供，而共产国际是没有钱的，只能由苏联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承担。

所以，如今中共要在共产国际那里申请必须在苏联境内召开“六大”，这肯定还得斯大林同意。这不光是一个尊重“老大哥”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请求提供会议经费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弱不禁风，因为它没有任何财政来源，最开始的活动是靠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创建人在北京大学任课的薪水在维持，然后就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在不定期的时间给予一些办公、宣传所用的费用。那时，除了青年学生，大都是有职业的信仰者，他们入党后，就通过缴纳党费来维持组织的经费开销。

但是后来，由于党员人数增多，中共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就需要专门有人来领导这些加入组织的信仰者，然后代表这个组织从事整体的革命活动，这就产生了职业革命家。

职业革命家的存在，那是需要专门经费来养活的，这就出现了一个经费支撑的问题，怎么办呢？还是得由共产国际这个首任成员国苏联把这个“麻烦”承担下来。所以，当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完全脱离挣钱养家的职业而专门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后，也就从原来在北京大学每月可挣三百个大洋的工资，一下就变成了只有十五个大洋一月的生活津贴。

当然，陈独秀先前的三百个大洋，并不是他拿来全部享用了，而是每当工资到手后，他只留下十五个大洋作为家庭生活必需，余下的二百八十五个大洋就全部交了党费，乃至有一次妻子高君曼要他给上海的两个儿子寄点钱去，他都置之不理。

陈独秀之后，很多人都成了职业革命家，其处境都和他大同小异。在社会形势威逼下，他们只得放弃个人利益，专门来从事革命活动，这就意味着没有工资，没有报酬，只能靠拿每月十五个大洋的生活津贴，有时还不一定有，有了也是由共产国际通过赤色职工国际在上海的办事机构转过来的。

也就是说，中共自诞生之日起，就像在襁褓中的婴儿，随时都有可能被外来的风雨所侵袭，或者被雷电所击碎，如果不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从中呵护，要想搞到今天这种局面，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一个人，他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就是列宁。他希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目标一旦实现，其力量是十分巨大的，可以说能抵御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甚至把它们加起来的总和。

但是，要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可能有些难，时间也很漫长。不过，只要在奋斗，也就有希望。

（3）

在共产国际和苏共同意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后，身处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马上就开启了筹备工作。

负责这项工作的开始是瞿秋白和罗亦农。瞿秋白主要负责政治报告，而罗亦农则负责向各省分配代表。当时，中共在全国已经有十七个省建立了省委，省委以下各地具体有多少组织，多少党员，只有罗亦农这个中央组织局局长知道。

不幸的是，正在罗亦农紧锣密鼓地安排这一工作时，却被秘书白鑫、贺治华夫妇出卖，于四月二十一日被国民党枪杀。之后，这个工作就只有落在刚从广东回来不久的周恩来身上。

“六大”的具体困难，除了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会场，然后就是经费问题。召开这样一次大会，有人算过，至少要一千二百个大洋。而那时，中共的财政收入，几乎为零，其活动经费、办公用费甚至基本生活津贴，都是共产国际在接济，而共产国际只有通过苏联来筹这笔钱。但是，由于供不应求，所以常常会出现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情况。

因此，要召开这样一个大型会议，在经费方面只得求助于共产国际或苏联。那时，专门驻在莫斯科的两个工人出身的代表向忠发和苏兆征，就给共产国际汇报过关于中共的经费问题。其实，共产国际执委会已举行过会议，同意在一九二八年为中共拨款二十万卢布，现在中共要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为了应急，在召开前的六月十四日，又拨款九万卢布来给已到达目的地的瞿秋白他们，这才保证了会议能顺利召开。

追溯共产国际及苏联给中共经济援助的历史，应该是从一九二〇年十月开始的。那时，陈独秀在上海被法租界关进了监狱，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大笔的钱请律师为他辩护才被放出来的，从那时起，共产国际就在为中共的事情开始掏钱了。

之后，共产国际基本上是以每月七百四十元的标准在资助中共。

从一九二一年十月至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共中央机关只收入自行募捐而来的一千元，而支出就花了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也就是说，有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是共产国际提供的资助。

这些钱用在哪里了？原来各地方劳动运动就用去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印刷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两千余元。

这个劳动大会是指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刚刚建党就在上海成立的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主持召开的，这个书记处也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七个月中用于党组织日常活动的经费支出就有六千六百元。这就不难看出，三分之二的支出，是用于工人运动和各种形式的劳动者运动。

从这些用费来看，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援助，只靠所有党员所交的那点儿党费和捐赠，是肯定不够的，因为它只占整个开支的百分之六，仅够开一次劳动大会。

当然，这个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还不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全部援助，这可以从他们派到中国的代表马林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说，从一九二二年九月至十一月的三个月中，中共花费了二千三百美元。

从莫斯科收到马林申请三千美元给他们这些国际代表作路费这个报告来看，中共在这期间每月收到一千五百美元给党组织，一千五百美元做活动经费， 五百美元给青年团，就没有钱了，但妇女工作却没有了经费，所以他请求每月再寄三百美元来。

此外，他还请求莫斯科至少再寄一千到一千二百卢布满足代表们和中共的需要，作为顺利开展工作的基础。

陈独秀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也强调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元，其中一千六百元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

有人统计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中共每月活动经费不超过七百四十元，而在第二次到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年中，这一数字已增加到一千二百五十元。

至于和国民党合作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以及对国民党的援助，那就数不胜数。特别是对国民党的军火援助，反而造成了新军阀崛起的资本，真是弄巧成拙，养虎成患！

（4）

为了召开“六大”，从今年四月底开始，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周恩来就开始秘密离开了上海前往莫斯科。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是不能同路的，而且时间还得错开。

在四月二十八日这天，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邓中夏、项英等，还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召开了一次出发前的会议。会议就留守问题又做了周密部署，中央机关除了留下李维汉负责，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助手，他就是任弼时。

然后，他们顺便讨论了一下共产国际刚刚转到的一份名叫《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重要文件。这是共产国际在二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通过的，现在才辗转送到中共的手里。

文件中否定了前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出的“不间断革命”，认为中国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他认为的无产阶级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中间不停顿地坐直达车，这是不可能的。

根据罗明纳兹这一观点，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以来在各地发动的武装暴动，大大小小不下于一百次，但都失败了，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罗明纳兹对中国国情不知深浅，是属于“左”倾盲动主义行为，应该马上制止。

罗明纳兹所说的革命的高潮，其实已经过去，现在是在第一次高潮与第二次之间，所以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就是玉石俱焚。

经过许多事实证明，共产国际这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或者说，结束各地的盲动主义后，武装暴动就不搞了吗？革命队伍就解散了吗？或者，大家都躲起来不革命了吗？

所有这些问题，大家都希望在召开的“六大”上能解决。

在这个会上，大家原则上同意共产国际的观点，并接受这个观点。但细心的周恩来却认为，这个事情还不能立刻往下传达，以免打击广大革命青年的积极性，得慢慢纠正，逐步降温。那些大规模的不切实际的暴动肯定得取消，一切问题待“六大”召开后再说。

在参加会议的这几个人当中，项英是刚到中央来的，他的本名叫项德隆，是一个搞工人运动出身的领导，现在他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已经被确定为出席“六大”的代表。

在大革命时期，项英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他的表现很突出，其影响也很大。但是就在“国共分裂”的时候，他得了一场大病，所以一直是隐蔽起来的，直到病好后才归队。

但是，此时他接到的江苏省委已不是前任邓中夏在的时候了，因为在响应各地暴动时，他们也在秘密准备，但却被敌人发现后破坏，连刚从湖北调来就任组织部长的陈乔年也被捕，致使前任总书记陈独秀又可能失去第二个儿子。

（5）

瞿秋白是第一个出发往莫斯科的中央主要领导。四月二十九日晚上，他在特科保卫人员的护送下离开了上海，然后坐轮船到大连，经中东铁路到哈尔滨，再到满洲里。

从这里出境，经西伯利亚的赤塔，绕贝加尔湖半圈，直到五月中旬，他才到达莫斯科。

前任总书记陈独秀也是被特邀参加“六大”的，但是他坚决不去。

在虹口的日租界江西北路福生里酱园弄，陈独秀已经住了好几个月。

自去年十一月瞿秋白专门来这里看望他并要他给新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写文章后，他还是很积极的，从第一期到第十九期，都有他写的文章。

陈独秀以“撒翁”为名，在“寸铁”专栏上发表文章，思想之敏锐、分析之深刻、语言之犀利，一点也不亚于建党初期及“五四”时期的写作风格。

首先是揭露并声讨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屠杀工农群众的罪行，其次是阐释反帝国主义的重要性，指出他们才是最危险的敌人，然后就某些社会名流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攻击，据理力争并加以驳斥，还指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落后性。

撒翁，意为“撒手不管事的老翁”，但从文章的实际内容来看，这却不是一个“撒手不管”的人能写得出来的。

今年三月以来，刚调到上海就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专门来看过他。他看见这个儿子后，就想到了大儿子陈延年。

尽管他们兄弟俩以前在经济上求助于他而他这个做父亲的却置之不理，但陈乔年还是来看望了他已经离职的父亲。其实，陈独秀当时不管他兄弟俩，那是有其用意的。他认为，玉不琢不成器，他是要让他们去经受一些具体的困难后才知道人生的真谛，然后期望他们将来能成大器。

现在，大儿子陈延年已为革命牺牲了，所以他看着这个乔年，就想起了延年，鼻子未免有些发酸。

好在乔年的性格和他哥哥不同，他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看见父亲的表情有些异样，就马上把话岔开，尽量说一些他感兴趣的事。

但不幸的是，这个陈乔年现在也被捕了。

在四月下旬的一天，曾经的秘书黄文容又出现在陈独秀的面前，他是奉命来通知陈独秀参加中共“六大”的，陈独秀刚听见时，多少有些兴奋，但是后来他发现，这是一个“圈套”，他不能去。

如果在本国召开，他肯定去。但在苏联，他最好不去。为什么呢？原因有三：第一，大革命的失败，完全是共产国际把事情搞糟了，却把责任推给中共乃至他陈独秀一人。第二，“八·七”紧急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他本来要参加的，凭什么不通知他？第三，共产国际一直在通知他去苏联，是不是怕他说出很多真相，所以要把他软禁起来？

其实他一直都认为，中国人自己的事得靠自己解决，无需外国人在那里指手画脚。但是，这个共产国际一会儿要他这样，一会儿又要他那样。结果呢？却丧失了很多争取主动的机会。所以，他拒绝去莫斯科，包括参加这个“六大”。

后来那个《布尔塞维克》的编辑郑超麟也来劝他，说他应该去莫斯科，但是他还是没答应他要去。

为了要陈独秀的文章，郑超麟经常跟他打交道，有一次来不及了，还把陈独秀请来编辑部住了三天，终于让他写出了那一期“寸铁栏”的内容，不然就成了空白。

就在那几天，陈独秀还见到了瞿秋白，但两人都避免谈政治，而是说一些文学与写作的事。在大革命失败这个问题上，他俩是有分歧的，所以心照不宣，有意避讳。因为一谈，肯定又要发生争论，这就会触及共产国际的“不是”。

从去年大大小小的暴动搞了几十次，到处处都失败，已经让此时的瞿秋白开始怀疑起共产国际的政策来，但他不能说，因为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只有待以后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才能去下结论。当然，也应该是共产国际自己去下结论。

快接近五月，王若飞来了，他代表中央来请陈独秀参加“六大”，但陈独秀还是不去。

王若飞曾经是“四大”以后中央的首任秘书长，曾和陈独秀形影不离。这次陈独秀回上海的住址，就是他专门去找的。那时他在中共江苏省委任农委书记。苏北有几个县要举行暴动，都是由他在发动，但形势不利，始终没搞起来。

王若飞说：“路费就不用您操心，到了莫斯科，也是自由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不会对您怎么样。”

但是陈独秀还是不去，并说：“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解决，最好不要让外国人插手！”

接着，他又说：“我去干什么？去了也只有挨骂的份，又不让我说话，我可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所以还是不去的好！”

王若飞听后，心里一惊，想到的确是这么回事，如果他去了，和共产国际或斯大林争论起来，不是会被当成第二个托洛茨基吗？此时，他终于明白陈独秀不去可能情况会更好。

于是，在回复瞿秋白时，王若飞说：“我本赞成他去的，但听说那边正在反托洛茨基，他去了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到那时，就不好收拾了，所以，不去也好，以免惹出更大的麻烦”。

（6）

周恩来带着邓颖超去出席“六大”，也是走的瞿秋白那条路，但却经历了危险。

五月一日，他为中共中央修改审定的《湖北工作方针决议案》终于完成，然后交与秘书处向湖北党组织下发。针对湖北省的党组织在今年三月以来不断遭受破坏，周恩来在这个决议案中，指出了“机关的群众化，负责同志的职业化是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决议案对当前党的工作任务，作了详细的部署。对于城市工作，它强调“绝对防止削弱甚至破坏工人阶级的组织与力量的‘无动不暴’的盲动倾向”。

在乡村工作方面，对各县如何从健全党的领导机构、编组农民群众武装即赤卫队，到开展游击战争；对如何从发动暴动到“割据乡村”、“造成深固的基础”和编组工农革命军以及如何从“普遍的乡村割据”到发动城市暴动、“造成几县联合的割据局面”等问题，都进行了详细说明。

这不难看出，周恩来的思路，和毛泽东有些不谋而合。

在这段时间内，周恩来还负责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的党的保卫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日臻完善，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掌握情报，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了大量工作。

遗憾的是，罗亦农的被捕，还来不及救援，就被敌人枪杀了。这件事，敌人做得非常周密，根本就插不进去。好在他们很快就把叛徒白鑫查了出来，并给予处决。不然，后果很严重。因为白鑫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要把整个中央机关出卖给英国巡捕房，然后潜逃出国。

在临出发前，周恩来还把从潮汕转移到上海的两个文化人欧阳本义和李一氓派到曾经很有影响的创造社去占领舆论阵地。这是因为这个阵地已出现薄弱环节。

原来，这个创造社是郭沫若、郁达夫等进步文人在二十年代初就建立起来的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团体，它虽没有《新青年》那么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在上海滩，也算是倾向革命充满朝气的一朵奇葩。正因为这样，其主要创建者郭沫若后来才参加了革命，亲身体会了他在《女神》中所写的那只凤凰是怎么“涅槃”的。

可惜的是，郭沫若从潮汕回到上海后，却和沈雁冰一样钻进了亭子间隐蔽起来，因为他曾怒骂过蒋介石，比沈先生目标大，所以他想老是这样躲着也不是办法，于是就决定带着安娜及孩子们到日本去，就算是他带着日本老婆回娘家吧！这样一想，就决定下来，并在二月底就动身了。

接下来，就是负责这个团体的成仿吾也去了日本。他虽不是党员，但毕竟也是进步文人。他这一走，留下的那个张资平却是不可靠的，因此倾向革命的郁达夫力量就很薄弱了。所以，要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文学从而让它服务于中国革命，就得让革命战士去占领它。

这样，周恩来就把和郭沫若在南昌一同南下的四川老乡欧阳本义和李一氓派到了创造社。

这个欧阳本义，一进创造社，就在当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马林英》，然后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阳翰笙”。

（7）

五月初，周恩来、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董商夫妇，由上海乘坐日本轮船去大连，准备经哈尔滨转赴满洲里到苏联，去莫斯科筹备并出席党的“六大”。

当他们坐上一艘日本的客轮经过青岛时，那艘轮船却在那里停了好一会儿。这时，周恩来才想到应该下船去看一看，邓颖超想买几件衣服应急，因为在离开上海时走得急，没法带上。再说，这装扮成富商的样子，也得像个富商样，不然露馅了就不好办了。

就这样，二人都下了船。为了了解北方的政治军事动态，在一个书摊上，周恩来买了几张报纸，准备上船后看看。

待他回到船上后，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就在前几天，日军已经从这个青岛上岸，然后出兵济南，把蒋介石的北伐军给赶走了。

周恩来想，这日本人也太霸道了，这不是明目张胆在侵略中国吗？可恶的是，这些所谓的北伐军，再也不是武汉时期的那个北伐军了，它们是国民党新军阀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的工具，为了不和日本人发生冲突，就不惜牺牲山东这个原张宗昌统治的地盘。

唉，看来这革命的确得反帝反封建呀，否则这些帝国主义就把中国当成他们家菜园栽种的韭菜，想割就割，想拔就拔！

周恩来把报纸拿给邓颖超看。邓颖超看了，也很气愤。她认为，这日本人简直就是一只豺狼，而那个北洋军阀张宗昌却是依附于它的狂犬，国民党蒋介石呢，只是一个欺软怕硬的瘪三，在本质上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共同蹂躏着手无寸铁的济南百姓。

这些势力不倒，中国就永无宁日，要谈解放劳苦大众于天下，就是一句空话。

当然，这些想法只能在她的心里翻滚，因为他们是去莫斯科开会，那是很秘密的事，不可能把想说的话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即使这样，在这艘船上，已有人开始在注意他们了。因为周恩来买了那么多报纸，这属于反常行为。作为一个普通商人，他能这样做吗？只有关心政治或时事的人，才有此举动，这好像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果然，船到大连后，周恩来居然被码头上的关卡给卡住了。有几个水上警察跑过来，把他和邓颖超带到了一边，然后问道：“干什么的？”

周恩来说：“做古董生意的！”

“做古董生意的，需要那么多报纸干什么？”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问道。

“这不是坐在船上无聊吗？买几张看看，混混时间不行吗？”邓颖超马上反问道。

但审问者却不理她，只说了一句：“还得跟我们走一趟！”

周恩来一听，觉得情况不妙，马上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用一个有钱人的口吻说：“你们要我去可以，但必须把我的夫人送到大连最好的下榻处，让她在那里等我。”

这几个人说：“可以，那就在大和旅店吧！”

就这样，周恩来就被这几个警察带到了驻大连的日本警察厅。

进去后，只见这里面早已有人在专候。一个戴着眼镜的日本人用汉语熟练地问道：“干什么的？”

“做古董生意的！”周恩来依然答道。

但此人却不往下问了，而是把抽屉打开，拿出一叠照片在翻看。当他的手不动时，眼光就盯在了一张照片上了。然后，他瞅近周恩来的脸说：“你是周恩来？”

周恩来一听，心里顿时一惊，但马上就镇定下来。因为他在船上就想过了，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镇定，还得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样才能麻痹对方。于是，他说道：“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姓王，一个古董商，什么恩呀来的，我可不吃这一套。我只知道生意场上无父子，该给多少一个也不能少！”

“你叫什么，到哪儿去？”这个家伙突然问道。

“我叫王福生，江苏淮安人，到吉林我舅舅家。他叫周贻赓，在财政厅当班，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

“你舅舅姓周，你怎么姓王，这不是扯谎吗？”

“你是中国人吗？”周恩来故意问道，“怎么会不知道舅舅和我母亲一个姓，而我却要跟父亲姓？”

日本人被问得哑口无言，终于不做声了，最后无可奈何，只得放行，但派了人监视。

待周恩来回到那个最高档的大和旅店，然后就和邓颖超过起了“有钱人”的生活。

他们先是洗了个澡，然后到餐厅用餐，其实，他们是在利用洗澡把一些有风险的文字材料进行销毁。

第二天，他们准备坐火车到长春，还是日本特务帮他们买的火车票，但也派了人一直跟着。待要下车后，跟着的那人还给他们一张名片，表示原意结交朋友。

周恩来谎称自己的名片在旅行包里，要去取来互换。那人看见没什么破绽，就说不必费心了。这样，才终于摆脱了他们的监控。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还真就到伯父周贻赓家，还住了好几天，最后在堂弟周恩寿的配合下秘密来到哈尔滨，然后被那里等候的交通员护送到满洲里。

（8）

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去开会的代表一般是经过这三条路线：第一，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到满洲里，然后出国境到苏联的赤塔，许多代表都是走的这条路；第二，从上海坐船经日本再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第三条，从哈尔滨往东经滨绥铁路到绥芬河，然后翻山到海参崴。

这第三条是在第一条人员太多时怕暴露目标，才把他们往这儿送的，因为它与去满洲里的方向恰恰相反，路程就加长了许多，属于绕道。去苏联学习而不是参加“六大”的人，这时候一般安排在这条路。

出席“六大”的代表们一般是在上海集中，然后分成若干小组，如果能遇到苏联的船只在上海，那就直接搭乘到海参崴，再坐火车去伯力绕东西伯利亚去莫斯科。但苏联在上海停泊的船只却很少，也就只有选择走大连到哈尔滨这条路了。

据有人回忆，邓中夏、王若飞他们就是走的这第二条路，他们原来是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对上海很熟悉。在五月的一天，他们化妆成黄浦江码头的搬运工，在搬运货物中，躲进了一艘日本货船，然后藏在底仓里，先到日本，再到海参崴。

在哈尔滨负责联络和护送代表出境的负责人叫唐韵超。他是直接受中共满洲省委的派遣专门来护送中央代表的省委常委，同时也是出席“六大”的代表。

由于长期搞地下工作，唐韵超的名字很多，有唐圣修、唐福山、金涛、金红等。

省委给他的联络工具是一只火柴盒，里面有二十一根火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当时也不知道，到了最后，他才发现，原来代表们是用这种方式进行联络。当对方把火柴盒拿出来，里面是被折断的火柴，就算是来找他们的人。

第一次，他通过这种方式，顺利完成了护送任务，接着又从满洲里返回，进行第二次。当进行到第三次时，有人就告诉他，不必再回去，一同去苏联，这时他才知道自己也是开会的代表。

他第一次护送的是广东代表。一路上大家不能多说话，一切由他出面交涉。特别是有南方口音的广东人，更要注意。从哈尔滨到满洲里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然后再返回，接到的代表又是来自江西、贵州、云南的。

最后一次，已是五月下旬了，唐韵超接到被护送的代表居然是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到了满洲里时，张国焘告诉他，这一次就不用回去了，一起去莫斯科。

看来，张国焘是专门负责断后的中央负责人。

火车到了满洲里，下车后他们却被引上了一辆马车。马车夫不和他们说话，只把他们直接送出国界，然后送到一座山上，那里有一所房子。在那里，他们需等到晚上才有去赤塔的火车。

在赤塔，他们又住了一夜，到第二天才等到从东西伯利亚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旅程，他们终于到了莫斯科。

（9）

在哈尔滨交通站，除了有当地的地下交通员，也有从上海来要到苏联学习的人在协助他们。这些人一般都来得早，所以就加入了交通员的接待行列。

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就是这样的人，她带着两个人，在四月下旬就到了哈尔滨。这两个人，一个是她的女儿小独伊，一个就是刚牺牲的罗亦农夫人李文宜。李文宜到了这里，也加入了接待各地代表的行列。

罗亦农的牺牲，给刚结婚不久的李文宜有很大的打击。刚得到消息那会儿，她有三天不吃不喝，人马上消瘦了下来。杨之华看见她这样，心里也很难过，于是就一直在照顾她，鼓励她。现在，大家马上要去苏联开会，总不能撇下她不管，于是经申请，她终于有了一个去苏联学习的机会。这样，杨之华就带着她和小女儿一起，来到了哈尔滨。

为了把工作做的不露痕迹，杨之华和李文宜都被安排和男同志一组行动，以假夫妻做掩护。为了把工作做细，杨之华要女儿喊这个同志为爸爸，女儿只得听她妈的。可是后来见到自己的父亲瞿秋白时，她就不知叫什么了，这时杨之华又让她叫爸爸，她只好又叫。但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却产生了不解，为什么别人只有一个爸爸，而她却有这么多“爸爸”呢？

想不到的是，他们奉命护送一批人向东去绥芬河时，就再也没回哈尔滨，而是在一个铁路工人的引领下翻山去了海参崴，然后坐火车到伯力，再经东西伯利亚去莫斯科。

在中国的最东端，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交汇处，这里有一座城市，中国人叫它伯力，而苏联人却把它叫做哈巴罗夫斯克。

当火车来到伯力时，杨之华、李文宜居然在这里遇到了徐特立、方维夏、何叔衡这几个湖南老前辈。原来，他们这几位也是去苏联学习的，所以也被安排绕道了。

徐特立与方维夏不是在武汉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们没有跟郭亮去湘西贺龙那里，因为郭亮也没有去，而是被中央另派到了岳阳去就任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郭亮刚走，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就遭到了破坏，新的省委书记还未到，省委常委夏明翰就遭到逮捕并牺牲，后来多年从事妇女工作的向警予也遭逮捕牺牲了。

因此，在这严峻的形势下，他们只好和刚接头不久的湖北省委机关秘书熊瑾玎一起，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可惜的是，离他们而去的郭亮到了岳阳后不久，却被从井冈山逃回长沙叛变革命的第三团团长苏先骏认出，然后把他出卖给国民党而遭枪杀了。

几个人回到上海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熊瑾玎被留在中央做专门管理经费的会计，而徐特立和方维夏二人却随湖南来的老友何叔衡一起被安排去苏联学习。

这熊瑾玎是什么人，怎么被中央如此信任？

原来他的渊源极深。准确地说，他们这几个老同志都是在湖南就认识，而且还曾经是一个学校的同仁，而此时担任中央秘书长的李维汉那时还是他们的学生，也包括在井冈山的毛泽东。

熊瑾玎和徐特立一样，早年都是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他就任校董，说白了就是学校的经费是由他在筹措，不仅如此，连何叔衡和毛泽东到上海去出席中共“一大”的路费，都是他给筹备的。

在大革命失败之际，革命处于低潮，许多人不是叛党就是脱党，而他们却毅然选择了入党。这，可见其坚定与忠贞！

所以从今年四月起，熊瑾玎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的会计， 以开办“ 福兴” 商号做掩护， 与一党内女同志建起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联络处。

看来，这可能是他曾经的学生李维汉举荐的，因为李维汉去武汉巡视时发现了他，就叮嘱过他，湖北站不住脚，就到上海来找他。作为曾经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李维汉知道他曾经的这个校董具有非凡的能力，所以认为他是从事秘密工作的最佳人选，现在来了，就把他留下，专门和经济打交道，就任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

之后，李维汉给熊瑾玎一个任务，要他建立一个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地点。

就这样，在英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的地方，从一个脏乱的小巷子里进去，就会看见有一栋三层楼的房子，底层是一家医院，而它的旁边，却是一家湖南纱布店，但是在二楼，却是这家布店的库房，可到了三楼，就成了那个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地点。

为了更好地掩护熊瑾玎的工作，周恩来还亲自调来一位十九岁的女党员朱端绶，以夫妻名义，做他的助手。

（10）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了第五十一号通告，题目叫《军事工作大纲》，其中对目前共产党在各地的工农武装统一更了名，叫“红军”。不难看出，这是以广州暴动时建立的“红军”作为革命军统一称谓的正式开始。

原来，是中央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决议案》的内容，决定将那里面的提法“要把革命军建立成红军”吸收进来，于是就决定，中共领导下的所有军队，都取消“工农革命军”的称号，改称“红军”。

其《军事工作大纲》，原文如下：

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的名义，唯在暴动各县有工农革命独立团的，仍可听其存在。

红军之编制，须依武装及作战需要而定，暴动的群众，既不能有多量的武器，在作战时必须参用旧式的粉枪、大刀、梭镖、尖串，其作战时亦多系乡村战争，故暂决定试用三五制，即以十二人为一个班，五排为一连，五连为一营，五营为一团，五团为一师，每师共四千五百人。

……

六月四日，留守在中央的任弼时、邓小平等，遵照军事部长周恩来从苏联发回来的电报指示，专门给井冈山的朱毛红军写信。

这是五月四日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在宁冈砻市致信给中共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报告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编制情况和准备在井冈山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后，中共中央对朱德、毛泽东的明确回信，对其行动方针及部队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也作了明确的指示。

这封信是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第一封信，该信肯定了红四军这几个月以来在各地转战的经历，认为他们为了生存，这是很有必要的。

信中通报了“八·七”紧急会议以来中央最近的工作，特别是全国的政局，指出各派军阀的状况，以及工农革命运动的形势。

信中再次明确了“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我们的政策是没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关系，建立工农独裁的苏维埃政权”，并从八个方面对红四军今后的任务和工作作了指示。

信中同意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湘赣边界之永新、宁冈、遂川等县实行武装割据并可在已有的基础上向四周发展，以推动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形成。

信中明确指出，第四军“可以正式改称红军”，在红军建设上，取消党代表，设立政治部，实行士兵的政治训练，还要求在割据区域内深入进行土地革命。

信中确定在根据地重新建立中共前敌委员会，全权领导永新、宁冈、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的军事斗争，指定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

信中指示，“关于前敌指导机关的组织，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

据说，这封信定稿后被抄写了四份，一份存档，一份送中共湖南省委，一份送中央代表贺昌，一份送中共江西省委，都希望他们能转送到井冈山。

但是，此信发出后，由于路途遥远，加上国民党沿途的严密盘查，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朱毛之手，那就要看机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