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跟中国共产党同岁，上世纪80年代步入晚年。母亲一生与父亲养育了我们五姊妹，在她5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那年我与大妹已参加工作，我在外地工作，大妹虽说在本镇工作，但一年在家也待不了几天，二妹，三妹己出嫁在外乡镇，家里就剩下母亲和小妹二人生活，农村分田到户后，家里一老一小，生活非常艰难。父亲去世后，母亲把我当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可我又在远离家乡的武汉工作，家里的里里外外，全靠母亲一人操持。76年我探亲回来，听到小孃，大婶说有人看到母亲经常到父亲的坟前一哭就哭很长时间，我听说后，心里无比伤心，难过，从那时起，为了母亲晚年的幸福，我开始向组织申请调回家乡工作，79年得到批准才从武钢鸟龙泉矿调回了宜城。

      我调回宜城后被分配在宜城法院机关工作。79年，80年，地方上还实行的是月休制，一个月休假两天。回老家过汉江时，上下几十里只有洪保公路在滛湾处设立的渡口可以过河，而且那几年丹江大坝修好后，下游水量减少，过渡蹬船经常搁浅，回趟老家也非常艰难。

            调回宜城工作也没有帮助到母亲和小妹，但必竟离家近了很多，她们在心里觉得踏实，是一种依靠，是一种安慰，不再那么孤单。听小妹说，我调回宜城后母亲格外精神很多，跟乡邻交往也多了，说话也多了精神上基本恢复到往常一样。有一次，村里来了一个带小鸟的算命先生，母亲专门找到算命先生要给我算一卦，算命先生让小鸟叼出一个卦扦，打开一看，卦面上有一个古人头戴官帽，腰扎官带，算命先生说你儿子是个当官的，还说了很多好听的话。我母亲有点不信，要算命先生再算一卦，小鸟又叼出了跟原来一样的卦扦，母亲这才作罢，给了算命先生双倍的钱还不要算命先生找零，心中说不出的高兴。

        母亲晚年不糊涂，一生清楚明事理，深明乡村道义。我们队里有个叫孔祥英的妇女，跟我们家关系一直很好，我们姊妹几个从小就喊她祥英 孃孃，八几年，有一次母亲与祥英孃孃不知道为什么两人发生了争吵，还动了手，母亲还受了点小伤。因为这件小事还惊动了我们法院的院长，因为我出差不在家，院长安排人去调查处理。由于我的老家是一个翩僻的小山庄，很少有县里干部到村里，一下惊动了大队干部和驻队领导，村里的群众一遍哗然。后来母亲知道我们法院干部来我们村是来处理她与孔祥英打架的事情后，她跟大队干部，驻队领导表示坚决不要干部参与解决，她说这个事情冷几天我们自己可以解决。领导们见我母亲态度坚决，也都走了。过了几天，祥英嬢嬢觉得有些理亏就自己上门给母亲道了歉，两个人和好如初，就算解决了。这件事过后，乡邻对母亲的评价非常高，说母亲乡村情义浓重，若不是母亲高抬贵手孔祥英就要被抓走了。说母亲作人低调，不持强凌弱。……。

          80年代初期，老家完全实行了分田到户，小妹一个人分点农田确实无法耕种，母亲年老体弱，陪着小妹一老一小在乡下生活无比艰难。也是老天的倦顾，82年，爱人单位生资公司给我们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有了住处，我便托同事朱大友，找他的战友王忠华把小妹安排到城关毛巾厂做临工，这样我才把老家的房子买了，把母亲和小妹接到宜城和我们住到一起。

        母亲到城里后，那时城关多数家里做饭用的是煤炉子，生火材料是蜂窝煤，也有少量家户在用液化气罐做饭。我们家在生资公司时用的是煤炉子，母亲开始一段时间不会用煤炉子做饭，她很不习惯城里生活。后来时间长了，母亲慢慢学会了用煤炉子做饭。那时我们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每天早上小妹上班时把两个孩子送走，中午晚上我负责接送，母亲主要是给两个小孩作点另餐。母亲为人随合，在生资公司很快认识了几个老人家，经常与他们聊天打牌玩得很开心。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几个妹妹陆续都有了小孩，除了小妹家有人带小孩，其她三个妺妹的孩子基本没人带，都靠母亲给她们带，所以那时母亲走到那家都要带着三家的孩子。母亲走到哪里，哪里就象一所流动的小型幼儿园。

          八十年代末，我们姊妹几个的孩子都到了学令时期，母亲的负担稍微减轻一些，这时我们法院从宜城北街搬到了振兴大道，我也分到了一套三室一厅还带一个蓄藏室的房子，厨房用的是液化气灶，母亲从这时没有孩子带了，家里也不需要她烧火做饭了，她也不会用液化气灶，每天洗洗碗筷，收拾整理家务，看看电视，耦尔到楼下花园操场转转，生活过得还算忧闲。

        在法院没过几天，母亲结识了分离多年，小时候在一起玩得要好的同乡妹妹。这个人是我们法院法医张东輝的母亲，跟母亲一个姓也姓周，她是教师，退休后跟儿子张东煇一起生活。她们结识后，亲密无间，也拉近了我们与张东輝一家的关系。张东輝的母亲与我的母亲都是郑集镇郝集村一个湾子的人，又都姓周，所以我和张东輝日后都与老表相称了。

        那段时间，母亲在法院过得还算轻闲，她经常和张东辉的母亲一起到生资公司或法院院內场子与几个玩得好的打纸牌。她们玩的都是“绞胡"，“上大人"，“措措"，我们年青人根本玩不来。我看母亲经常在法院外面玩，就给她买了一个带塑料环的水杯，她就经常提着水杯，带着我平时钓鱼带的拆叠小凳子跑到生资院内，门市台阶上打牌，一点不象农村来的老人家。那段时间，母亲基本没有孩子带了，玩得也自由，想起几个女儿了，我就给她送到几个妺妹家玩，生活比较愉快开心。

        2004年秋，三妹家己搬到襄阳市江华路去了，小妹也从襄北农场较远的中队搬到了靠近207国道边的果园场，母亲就想去两个小妹家去看看她们的新家，我就给母亲送到了三妹家。在三妹家玩了一段时间，因为汉江涨水，就在三妹家多玩了几天。一天夜晚母亲上厕所时摔了一跤，说把腿摔伤了，我听说后第二天就把母亲接回了宜城，直接送到宜城市中医院，经检查确定母亲是摔骨折了。经询问医生，需要长期住院治疗。由于当时五姊妹分居五个地方，而且都离宜城有几十里到百八里路，那时社会上还没有兴起保姆行业，附近也没有什么亲戚，解决不了陪护问题。医生建议说母亲是80多岁的人了，住院也没有什么多的治疗方法，主要是老人家睡到床上腿伸直进行吊拉，如果她还能生长新骨夾，.凝合了就好了。你们也可以给老人家弄回家照此办法作就行了。听了医生的建议，五姊妹决定把母亲弄回了法院。

          弄回法院后，按照医生的交待，把母亲仰睡在床上，腿伸直，腿下放了一个托板，拉伸的吊坠就放在床头。开头几天几个妹妹都住在我家，这几天也是母亲最难受的几天，每天疼得母亲睡不了觉。后来母亲一再提出不想再拉吊了。几个妹妹心疼母亲也都说不拉吊了，我那时也是非常无知，也没有询问医生，就同意了几个妺妹的要求，就取下了吊坠。没想到这一迁就，就让母亲永远站不起来了，至死都在床上或轮骑上度过。没想到这一迁就，也成了我一身的遗憾和悔恨。后来几次的拍片，我也学会了看片，才知道母亲的那次迁拉，吊坠有多重要。母亲的那次骨折，是股骨头和股骨颈连接处的松骨区向上错位了，如果迁拉把股骨头拉回原位，凝和后生长了新骨夾是可以下床走路的。医生当时不报希望，主要是说母亲的岁数大了，生长新骨的可能性不大。实际上我后来给母亲拍片，发现母亲骨折处长出了很多新骨夾，形成了一个大骨包，限制了大腿的话动，同时，整条腿向上收缩，与另一条腿相比，也短了几寸。所以母亲再也站不起来走路了。

          母亲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瘫痪后生活不能自理，在她精神上，身体上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无论我们怎么宽慰，怎么照料她就释放不了这个压力。母亲从瘫痪那年后就想单独生活，曾向我提过几次，我觉得母亲就我一个儿子，跟我一起生活是天经地义的，我既然把母亲从农村接到城里了也不可能再分开生活，另一方面，当时的条件也不允许，一是当时宜城还没有兴起房屋租赁行业，房屋实行的是分配制，没有办法解决住房问题，二是母亲如果单独过，作儿子的是非常丢人的事。后来她又想到福利院去住，她的想法是怕拖累我们，实际是她想的太简单了，她到福利院后住的是单间，吃喝靠保姆给作，晚上保姆陪住，首先是费用增加了很多，其次是把母亲放到福利院去后，姊妹几个都很反感，影响了姊妹间的团结，而且完全靠保姆陪护我也很不放心，所以那段时间我基本每天晚上都在福利院陪住，后来母亲可能也看到她在福利院住，让我每天跑非常辛苦，也就没再坚持住福利院了。

          从福利院搬回家后，我又给她另顾了一个保姆白天陪护母亲做三顿饭，早来晚归，直到2008年5月9日母亲离世。

          母亲的去世，给我畄下了一生的遗憾和内疚，如果母亲不摔一跤，如果当时我们不无知的迁就，母亲如果不瘫痪，至少能活到九十岁以上。这些如果的如果，现在都悔之晚矣……！这些如果的如果也给我们留下了永久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