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夫人在《玩偶之家》成功上演20年后,用一本散文集《一间自己的房间》,告诉我们娜拉出走以后应该怎么办,那就是要争取独立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唯有这样,女性才能敞开心扉,平心静气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受外界的干扰,才华才能得以充分展现。
当英国女作家将理想诉诸笔端时,美国一个名叫伊丽莎白·简·科克伦的奇女子,正尝试用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一个女人想要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除了要有丰满的精神世界外,还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
出身贫寒的伊丽莎白·简·科克伦,因不满于匹兹堡《快报》关于“女人能做什么”的讨论中出现的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女性只要待在家里,等着男性来娶她们就好;如果女孩儿嫁不出去,就只能当佣人和女管家”,以“孤独的孤女”为名写信去报社驳斥了“女性不该外出工作”的观点:“国家正在把一半人民的聪明、智慧、勤劳白白浪费,妇女应该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这封“匿名信”文笔优美、逻辑缜密,报社编辑以为写信人是一位男人,就将科克伦小姐招募进报社。与科克伦小姐面对面时,编辑当然大吃了一惊。不过,更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科克伦小姐的能力,那一篇篇调查职业女性生存窘境的文章,从墨西哥发至报社的揭露墨西哥社会问题的文章,以内莉·布莱的名义刊登后,为她赢得了文名。那以后,因观念分歧,内莉·布莱与《快报》分道扬镳去往纽约寻找更好的发展,乔装成精神病人潜入精神病院采写的系列报道“疯人院十日”让内莉·布莱成为出色的女记者,而她首创的暗访式采访,更是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主旋律。伊丽莎白·简·科克伦用自己的才华,证实了当年她写给《快报》的言论,即女人同男人有着同样的聪明、智慧和勤奋。她的才华也帮助自己脱离了贫困,也使她环游地球的梦想,得以实现。当然,对内莉·布莱来说,环游地球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观世界的好奇,从1889年11月14日离开纽约开始,用了72天,内莉·布莱完成了壮举,那一路上为《世界报》撰写的沿途报道,吸引了超过百万读者。
后来,内莉·布莱已经嫁作商人妇、丈夫破产又再度出山当起了新闻记者。可以说,当时世界上公认的最自由最开放的国家美国,为内莉·布莱这样争取拥有跟男性一样工作权利的女性,提供了机会。相比而言,中国的女性就不那么幸运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将中国女性钉死在了男人的附属品这一社会地位上,“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又使得身处上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女性,哪怕非常幸运地受过高等教育,也会心甘情愿地回归家庭,相夫教子,鲁迅先生那篇著名的演讲稿,听众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只是,思想犀利的鲁迅先生富有前瞻性,他借助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呼吁青年女性要像娜拉那样不做丈夫的傀儡后,更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在先生看来,娜拉出走以后假如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她也只有堕落或者回来这两条路可走了。
所幸的是,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夫人的宣言下,在内莉·布莱们的身体力行下,在鲁迅先生未卜先知的警示下,全世界的女性以及那些善意的包容的男性,他们联合起来一直在为女性争取与男性一样的工作权利乃至同工同酬的权利。几十年的努力,内莉·布莱们当年遇到的问题是不是不复存在了?遗憾的是,这一问题以各种各样的面目渗透在各种场合、各种环境里从来不曾销声匿迹过。
梅丽尔·斯特里普,美国好莱坞最牛气的女演员,她的成名作《克莱默夫妇》探讨的就是夫妻之间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这一问题。电影提出,如果妻子的社会价值大于丈夫的,何不让妻子外出工作丈夫在家照顾孩子呢?《克莱默夫妇》是1979年公映的,公映不久就获得了9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可见,电影提出的问题触动了许许多多男女的心弦。
差不多同时,中国女作家张辛欣用长篇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将她心里与《克莱默夫妇》同样的困惑用情感故事的方式宣泄出来,亦即女性有没有权利像男人那样为追求理想而怠慢家庭生活。小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以后因其极大反响,只是当年写小说的和读小说的女性一定不会想到,30多年以后,她们当年努力争取的权利,今天被不少的女性轻巧地放弃了。君不见,有多少手握名校高学历的女性,放弃了职场生涯回到家里的客厅里厨房里,心安理得地等待丈夫将每个月的家庭用度转进她的账户。
这也是我们现在阅读或重温亨里克·易卜生的话剧剧本《玩偶之家》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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