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研究方面，一直以来我们在宣扬中层理论和微观研究，所谓的那些形式漂亮的、合乎规范的研究。
我个人认为要重新考虑我们社会中正常和反常的关系，要重新考虑秩序和变迁的关系，要重新考虑日常生活和重大危机时刻的关系，要重新考虑经典历史和理论和我们今天中层研究的范式和方法的关系，要重新回到人与社会的生命关系上来。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批评斯宾塞的学说时，就很早讨论到了社会容量、社会密度的问题，唯有在现代社会里，人类社会才会空前的容量加大，但更重要的，涂尔干认为，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社会密度的增加。涂尔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称之为“传染”，即传染社会的来临。
一个传染的社会，意味着人民在瞬时间内，或者是在长时段里，都可以突然爆发的或潜移默化的普遍关联，而产生彼此的强烈影响和聚集效应。
我们理解整个社会和政治的构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从政治体制和权力分配的角度来理解。因为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和传染性不断增加，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在广大的民众那里，人们的情感、人们的心理、人们的意见状态，甚至是这种身体上的彼此感染的巨大影响。
体制与民情
我们研究这个世界，我们身处的生活必须从两个角度入手。
一是从体制或制度的角度入手，即政治和社会的基本结构，权利的结构和权力的分配。
另外一方面，一定要看人们相互传染的感情、情绪、气氛和意见的影响，这些因素相结合，可以塑造出另一个庞大的系统，孟德斯鸠称之为“民情”（mores）。
因此，涂尔干认为，孟德斯鸠很早就发现了这样一种社会运行的机制。
孟德斯鸠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好的社会秩序，在于要在政治体制和民情状态之间要找到适当的平衡，只有在两个方面达成协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是一种好的治理。
只有在权力的分配系统和人们情感和情绪的具体状态，达至一个平衡，我们才可以说是一个好的秩序。病毒没有祖国，恐惧也没有边界，现代世界的这层面向，才是危机的根源所在。
我们如果从社会的密集度，从社会的潮流，社会的民情聚焦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才更加充满了系统性的风险。这就是乌尔里希·贝克讲的风险社会的到来。
我们今天更加面对空前的风险的扩张，病毒只是风险的一面，在其他的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风险也像病毒一样逼近，非常脆弱的金融系统、生态系统、价值系统等等，及其掩藏的深刻危机借着全球化的通道而向整个世界扩张。
现代社会是一个传染的社会，是因为社会的密度增加，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不以每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瞬间即可感染的社会。
这种传染不仅不会停留在病毒，停留在有形物上，还会形成心理的意见和恐惧的传染，最终酿成人类的自我迫害。
我们今天在一个似乎确定的时代里，充满着不确定性。
伊恩·哈金说过，现代世界都一直在“驯服偶然”的过程中。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里，在广大的人群的流动和聚集里，我们每个人都陷入到了一个不确定的心理状态：焦虑、暴躁、愤怒、不安，所有这些都会伴随着我们，扩充我们的风险感知，陷入极端恐惧之中。因此，我们需要在这紧要关头重新反思，在现代的世界里，人究竟是怎样被构造、塑造和认识的，人是怎样构造、塑造和认识自己的。
我们都认为人的自我保存，即所谓的Self-preservation，是最根本的自然权利。这是整个自然法则的最要害的地方，所以整个政治社会的制度，都以自我保存这一基本前提作为设计。
一方面在人的整体的孤立无助感被唤起的时候，怀疑就作为人构造的基本底色。
我们无论得到多少信息，都会即刻产生怀疑，所有在特殊历史时刻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知识、信息流，无论是公共的说法，还是私底下的说法，都会被我们置入于深深的怀疑之中。
因为所有现代教育和信息对人的影响，都使我们产生无限的想象、无限的否定，无限的怀疑，甚至是自我怀疑。我们会把自己有可能遭遇的危险和攻击想象到最大的程度，我们用人性的想象和激情，会使所有生活存在的极端情况，都会置于想象之中，怀疑之下。
在这种怀疑里，我们自己又不能成为自足的，能够给自己安慰的来源。另一方面，我们不断地要求保全自己的生命，可是孤立的自己若要保全自己，就必须要相信各种各样既有的说法，借助各种各样既有的手段。无论是信息、知识还是心理上，我们都需要无限的依赖。
这就是现代人是一个自反性的、背反性的身心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非常容易陷入恐惧，陷入瞬间自己必须依靠自己，自己又必然失去自己的矛盾之中。
我并不完全依照霍布斯对恐惧的界定来理解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特别是遭遇到瘟疫，遭遇到经济危机，遭遇到恐怖事件等这样一种极端的攻击的情况下，人就瞬间会陷入到虚无和恐惧之中，因为他的自我保存的保障被瞬间摧毁掉，自我保持的原理也会瞬间崩解。
现代人是在两端上发展而成，一方面，他有强大的想象和知识能力，前所未有的自信，但另外一方面，这种强大的想象和知识能力，会很容易转化成为怀疑和恐惧，转化成自我的瓦解。这就是我们在疫情状态下，所常看到的一个人的基本的构造。
现代社会正因为有人的这种自我保存、自我安全的基本预设，才使得恐惧更加容易传染，更加容易集聚，并产生强大的反向社会作用。
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人的这种设定，对人性的狭隘理解以及基于此对生活和危机的体悟，限制住了我们对这些问题整体的把握。
恐惧比病毒的扩散要迅猛得多，而且始终伴随着人们，不会消失。如何走出恐惧，才是在这个剧变时代我们面临的更为深刻的问题。
现代社会反映出了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是社会的传染性急剧加大，二是人在自我保存的基本原则下，很容易陷入到不安、焦虑和恐惧之中。
我们必须要反思，我们何以重回秩序，如何建造秩序，如何在风险之中重新找回我们自己，重新使社会回到一个正常运行的轨道上来。我们必须要讨论国家、社会乃至宗教和文化，对于危机时代有什么样的治理和重建作用。
按照查尔斯·蒂利的讲法，近代国家是在一个强大的资源动员、资本化的逻辑以及剧烈的国际竞争的环境里形成的。所以，它既有资源的调动、管理和生成的作用，同时也带有绝对主义的倾向，如安德森所说。不过，在这个巨大的国际竞争系统中，国家也会失去自己的目标，这不是查尔斯·蒂利讲的，是我的看法。
特别是当危机突如其来，这个全能国家既很容易明确自己的目标，又容易无所适从。为什么？因为一方面它有充分的资源调动能力，但另一方面则在以往的路径依赖中，不容易做出全面判断和即时反应。
怎么样防范病毒的入侵和扩散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样，如何防止恐惧的聚集和扩散，也是另外一个维度上的重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相互流通、知识和情感的相互疏通，如何解决效率与百姓安全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键问题。
国家以及行政的部门能够从人性的角度，能够从人性复杂的构成面向，在空前危险的状态下，构建一种人性和社会的平衡。
把民众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识始终放在第一位，只有为他们提供充分的心理支持和信息支持，才能真正找到解救危机的途径。
重建面向变迁的社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