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7.19
凄清的冷月，闪烁着苍白的微光。透过囚笼石壁上方的小窗，那光斜斜地投射在冰冷的地面。几只瘦弱的黑鼠，正以敏捷的步伐在黑暗与光亮间穿梭，口中说着只有它们自己才能听懂的语言。
四周尽是一片黑暗，空气也在寒夜中沉滞。死神的镰刀早已逼近苏格拉底的咽喉，但这个年近七旬的老人，却没有丝毫的畏惧。他静静地侧卧在牢房的石床上，睡得正酣。
在我读柏拉图的《克里托篇》时，脑海中浮现出的便是以上的画面。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以哲学式的口吻为自己辩护。但最终，法庭依然判处苏格拉底有罪。据说，苏格拉底所犯下的罪行是，腐蚀年轻人的灵魂，并以自己创造的新神来蛊惑青年。
苏格拉底入狱后，一个名叫克里托的人来狱中找他。克里托是苏格拉底的朋友，也是他的学生。他不忍心看到老师就这么被谋害。所以，克里托决定在行刑前的那个夜晚救老师出去。他原以为第二天就要被处死的苏格拉底会在此刻彻夜难眠。但令他惊讶的是，苏格拉底毫无抱怨，他仍旧镇定自若，泰然处之。甚至，他还在牢房中酣睡。
苏格拉底以自嘲式的口吻对克里托说：“如果像我这把年纪的人还要抱怨死亡，那真是太不像话了。”显然，苏格拉底把自己面对死亡依然可以保持淡定的心境归因于自己的年龄。但事实是，年龄并不是大多数人放弃抱怨的理由。一个人是否抱怨生活，并不取决于他生命的长度，而取决于他生命的深度。唯有灵魂高贵的人，才能把世间的一切都看得淡若清风，包括面对死亡。灵魂的高贵与否，决定了我们的身体是圣殿，还是坟墓。
对于克里托来说，他对老师的爱是明显的。克里托不仅亲自来狱中救苏格拉底，还处处为老师考虑，以期解除他内心可能会有的顾虑。克里托告诉苏格拉底，千万不要担心逃狱会给他的这些朋友们带来麻烦。即使他们会因此而破产，或付出巨大的罚金，甚至更为严厉的惩罚，也不能动摇拯救老师的决心。
但是，苏格拉底却认为，“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而在苏格拉底看来，活得好就是活得高尚，活得正当，活出内心应有的正义。在他看来，人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安危，更要考虑到整个城邦的利益。
在整个大自然中，论力量，我们比不过大象，论速度，我们比不过猎豹。当面临危险的时候，我们不能像鸟儿一样展翅高飞，也不能像鱼儿一样潜入深海。但是，人类依然强大，强大到足以成为大自然的主宰。我们靠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思想吗？是我们的智慧吗？是我们那双灵巧的能发明工具的手吗？并不是！一个人，他再有思想，再有智慧，也同样敌不过洪水与猛兽。真正让人类强大起来的，是“类”的意识。人类正是因为有这种“类”意识的觉醒，才可以我们共同建立起自己的部落、城邦和国家，过一种群居式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战国时期的哲学家荀子也曾提到过，他在《荀子·王制》中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因此，苏格拉底最最关心的不是他个人的生死，而是那个把他养育成人的共同家园——雅典城邦。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公义。而公义的根源，便在于法律。苏格拉底说：“一座城市如果没有法律，还有谁会在乎它呢？”他还说：“如果公开宣布了法律判决没有效力，可以由私人来加以取消或摧毁，那么，你能想象一个城邦会继续存在而不被颠覆吗？”法律，是一个城邦得以存在的基石。因为有法律的存在，群体的利益才可以得到维护。固然，法律不是十全十美的，它自然也有瑕疵。但我们绝不能因为它的不完美恰好降临在了我们自己身上，便由此去否定法律的全部。如果所有人都这样想，并这样做，那么，法律又如何实现它的公义？
克里托在狱中和苏格拉底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企图说服老师跟他离开，但苏格拉底却极力反对。我读完整部《克里托篇》，内心极为感慨。我想，一个人若是在自己的生命得以保全的前提下能够为他人付出，那这样的行为或许可以称之为慈善。但一个人若是在自己的生命已然陷入危机之时，却仍能够心怀天下，那这样的心境便是一种慈悲。
最终，克里托没能说服苏格拉底离开，却反被老师的大义凛然所折服。克里托最后接受了老师的理论，那就是“无论是在战场上或是法庭上，或是在任何地方，你必须做你的城邦和国家命令你做的事，否则你就得按普遍的正义去说服他们，但是对父母使用暴力是一种罪恶，反对你的国家那就更是一桩大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