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最让人称道的，是其对兄弟们和后辈子侄们教育的重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尊师、贵师，这个以前有所论及，不再一一赘述。
其二是择师。1843年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要给弟弟们择师：“ 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四弟季弟从觉庵师，其束脩银，男于八月付回……”。1849年，其任礼部侍郎后，为其子女择师：“庞省三在我家教书，光景甚好”。1852年他在给同事信中谈及自家侄、甥的老师：“弟家请魏荫亭教书，即召亭之弟。学生共三人：舍侄甲五、胞姊之子临三、胞妹之子昆八……荫亭极善教书，弟生平所见教读者，殆无其故……”。后来，随着曾国藩的官越做越大，他择师的标准也越来越高，1865年他为儿子、女婿请的老师是内阁中书吴汝纶之父吴元甲（号育泉）：“明年寓中请师。顷桐城吴汝纶来此，渠以本年连捷，得内阁中书，告假出京。余劝令不必遽尔进京当差，明年可至余幕中专心读书，多作古文。因拟请其父吴元甲号育泉者至金陵教书，为纪鸿及陈婿之师……”
其三是择书，要想读书，能不能买得起书是一回事，曾家当然能买得起书，不过，在曾国藩看来，比有书更重要的是择书。1859年5月他给长子纪泽写信：“…… 乡间苦于无书，然尔生今日，吾家之书，业己百倍于道光中年矣。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道出了择书的重要性。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个观点仍时时引人深思。
其四是注重学习方法的传授。1859年9月，曾纪泽写信向父亲汇报自己前段时间的学习情况，曾国藩在回信中一方面对其学习情况进行了评价，另一方面着重结合其学习情况向其传授各种方法：
“……凡作文，末数句要吉祥；凡作字，墨色要光润。……”。“ 尔问 《五箴》末句‘敢告走马’。凡箴以《虞箴》为最古……意以兽臣有司郊原之责，吾不敢直告之，但告其仆耳。……余之‘敢告走马’，即此类也。……”
“尔问看注疏之法……”。“尔问作字换笔之法…… ”
曾国藩很早就说过：“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因此，他在兄弟子女的教育上花了相当大的工夫。皇天不负有心人，曾家后人的出色表现，的确可以告慰曾国藩的在天之灵。
贤哉，曾国藩！
贤哉，诗书传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