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由于皇室的提倡,饮茶之风更为盛行,而且以极快的速度深入民间,茶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吴自牧《梦梁录》说:“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宋代的茶馆也开始兴盛起来,几乎大小城镇都有茶肆,而且逐渐脱离酒楼、饭店,开始独立经营。

宋朝茶馆兴盛的原因

宋代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处在积贫积弱的情势下外交上十分软弱。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封建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一种压抑感,但封建文人的待遇非常优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两宋文人已经没有了奋发昂扬的精神,从对外部事业的追求转而寻求个人生活的精致。

同时,由于农村耕地的扩大和农作物单位产量的提高,许多人脱离了农业生产,从事文化活动,知识分子人数激增。据《宋史·选举志一》记载,从宋代开国到嘉祐的百余年间,京城等待科举考试的读书人每年就有六七千。苏轼在《谢范舍人启》一文中说,到宋天圣(1023至1032年)以后,蜀中“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说明当时知识分子之多。

蜀地自古就是产茶之地,饮茶也早于中原各地,这些人进京,对饮茶的盛行不可能没有影响。北宋王朝对文人的待遇是优厚的:除了优厚的俸禄之外,文官离职时还可以宫观使的名义支取半俸(武官则不能)宋太祖曾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其实,不只宰相,就是主兵的枢密使、财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长官,也几乎都是文人担任。但是,正是由于有着极高的政治地位宋代文人容易脱离人民群众,习惯于书斋生活,追求幽静、平淡、冲和,精神和物质生活倾向纤弱、精致,而饮茶恰恰具备了这一特点。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人的饮茶成为下层百姓模仿的对象,对饮茶向市井的普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据吴旭霞《茶馆闲情》宋代的茶叶种植已十分广泛,不但产量大为增加,而且制茶的技术也迅速提高,出现了许多名茶。

随着产量的增加,制茶技术也有了质的飞跃,而贡茶加工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茶产新品的不断涌现。宋徽宗《大观茶论》称:“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继龙凤茶之后,仁宗时蔡襄又创造出小龙团。大观年间,又创制出了三色细芽(即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无比寿芽)及试新铸、贡新铸。在各色茶中,据《宋史·食货志》、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宋代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和宋代赵汝砺《北苑别录》等记载,宋代名茶大约有90多种。

茶叶产量的增加,名茶新品的出现,为饮茶之风的盛行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在北宋时期,南北各地的农村中,已出现了定期的集市——草市、墟市,或统称为坊场。苏轼有诗句说:“籴米买束薪,物资之市。”可见市集已很普遍,也可见市集交易在当时各地居民的经济生活中也占有相当的地位。

在当时北宋都城开封城内的街巷当中,随处可见商铺邸店和酒楼饭馆之类,繁华的夜市也早已在开封出现。当时的洛阳、扬州、成都等大城市,情况也和开封相仿佛。唐代的长安和洛阳城内,坊巷只是住宅区,黄昏后坊门锁闭,禁止夜行;商店都集中在市里,所有的交易都只能在市里进行,而且只能在白天进行。北宋的各大城市中,既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也突破了白天和夜晚的界限,这说明,北宋时期的城市经济较之唐代,确实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两宋城市人口较多,来源也非常复杂。除了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挑夫、小贩之外,还有很多落魄文人、僧人、妓女等。众所周知,宋代官僚机构臃肿,官员、吏卒充斥大小衙门,这部分人也不少。此外,北宋王朝在军事部署上一反历代统一王朝的做法,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把大部分军队驻屯在国内冲要地区,专力防范农民的反抗。为了防止农民迫于饥寒,铤而走险,北宋王朝每当荒年还大量招募饥民来当兵,从而使军队的数额不断扩大。这些人口都涌入城市,他们自然需要一个能够满足他们住宿、饮食、娱乐、交流信息的活动场所,茶馆等服务性设施就是必不可少的。

  据史料记载,北宋都城开封自五代时就有茶坊。北宋建都开封后,在皇宫门内的朱雀门大街、潘楼东街巷、马行街等繁华街巷,都是茶肆林立。

据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朱雀门大街“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旧曹门街的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有些小茶馆在经营上比较有特色,如《摭青杂记》所载:“京师樊楼畔有一小茶肆,甚潇洒清洁,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济楚,故卖茶极盛。”由此看来,茶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竞争意识了。此外,开封茶坊的细节我们还可以从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看到一些。

未完待续……

阅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关注本号，一起来读书养性、终身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