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湘潭的战役酷似美洲，长沙的就职典礼就彷彿是直接从封建欧洲的历史当中摘录下来的。一九二零年六月十二日，谭延闓乘坐的轮船驶入长沙码头。各界代表身穿纸币缝製的衣服，向谭延闓和他的还乡团哭诉外来统治者的残酷和不义。谭延闓不得不向他们谢罪：「我谭延闓不能保障三千万人民的财产，使张敬尧在湖南横徵暴敛，实在是我谭延闓的罪过，万分对不起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代表们接受他的誓言以后，才收起纸币衣服，迎接他入主督府。资产阶级专政在东亚的胜利，在此刻达到最高峰。即使他们在日本和上海的同侪，都没有赢得如此光荣和彻底的胜利。正义之士见证了湘人的英雄气概，以年轻人特有的慷慨和无私，呼吁上海市民阶级效法自己的同胞，团结起来赶走北方的侵略者，建立本土的商人政府。然而，上海资产阶级没有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孙文这时派周震鳞、黄一欧来湘游说，希望谭延闓加入他的北伐计划。谭延闓是辛亥英雄和名义上的国民党员，不愿意直接拒绝他们，就邀请蔡元培、章太炎、张继等反孙的国民党元老，製造支持南北和谈的空气，企图化解外力干预的威胁。谭延闓和湖南的不幸在于，他们的地缘形势过于恶劣。湖南处在东亚勃艮第的位置上──四周都有力量虎视眈眈，没有任何领袖能够圆滑到足以杜绝群雄觊觎的程度。谭延闓的老练是人所共知的，部分就体现于他能够精确判断自己能力的界限。他发现程潜和鲁涤平的部下开始接受国民党代表的游说，就果断决定让位给职业军人赵恆惕。谭延闓在袁世凯时代，对赵恆惕有知遇和保护之恩。赵恆惕解决了骄兵悍将，大体维持了谭延闓的政策，尤其是保护了谭延闓功成身退的形象。
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一日，赵恆惕宣佈成立根本法筹备处。十二月二十一日，他通电各省：「西南倡义护法，于兹四载，既无正当解决之方，已陷治丝益棼之境。湘省地当要衝，迭遭变故，牺牲至巨，创痛甚深。欲谋永久之和平，唯求真实之民治。最终，国民党的仇恨落在赵恆惕头上，却放过了真正的始作俑者谭延闓。谭延闓事后居然还能以辛亥元老的身分，跟国民党握手言欢，做人的手段之高，实在无与伦比。
谭延闓第三次流亡期间，做出了毕生最精确也最可悲的选择。他明白自己没有嫡系军队，只能以荣誉性职位终老。一九一二年的历史纪录给他保留了国民党元老的资格，一九二零年的历史纪录给他保留了湖湘国父的资格。随着国民党的列宁主义化，他周旋各方的馀地日益减少。国民党的革命军只准他选择服从或敌对，赵恆惕的护宪军却不会强迫他做出选择。他最后选择了国民党，宣佈从此以后只知「服从主义」。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攻陷长沙。国民政府宣佈废除《湖南宪法》、各级议会和法院，一切权力归于党的领导。谭延闓获得了「伴食宰相」的酬庸，一再出任名义上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从总司令、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主席到行政院长，但实际权力可以忽略不计。蒋介石成功以前，他在各方之间调停。蒋介石成功以后，他一心一意用自己的名望为蒋介石提供保护伞。蒋介石习惯于应付野心勃勃、甚至恩将仇报的元老，觉得谭延闓实在太好相处了，尽可能让老人心满意足。谭延闓是知趣的人，显然不会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他老了，没有机会重新开始，只能尽可能合理利用过去积累的资源，给自己争取荣华富贵的晚年。他如果做出任何其他的选择，都会落到类似吴佩孚晚年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