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都督并不好做。诸将「视官长为无物，各营皆自选代表，直接都督。军中事故，皆由代表议决，交师旅长执行，中初级官皆仰士兵之鼻息以苟全。」（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一卷，臺湾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一年）都督府依靠滥发债券，勉强敷衍随时可能二次、三次、N次革命的军队。故南北议和对负责筹饷的绅士阶级而言，无异于解脱。谭延闓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裁减了六分之五的军队，只留下巡防营。这项任务并不简单。梅馨的军队认为谭延闓忘恩负义，差一点再次譁变。谭延闓经历了这次折腾，再也不愿领教革命。他暗中支持宋教仁竞选，将湖南九成以上的选举人（囊括了当时的有产阶级）交给了国民党，但二次革命爆发后，他和这些绅士都不愿意看到筹饷局捲土重来。湖南的独立是象徵性的，很快就在黎元洪的斡旋之下撤销。英国领事报告本国政府说：湖南人民把北京政府看作法律与秩序的保护者，不愿意认真抵抗。这裡所谓的人民当然就是人民一词的本意──有产阶级。谭延闓作为湖湘人民的代表，可谓当之无愧。
袁世凯赦免了谭延闓，但不准他回乡。他在青岛和上海的租界，度过了几年流亡生涯。汤芗铭在曹锟远征军的支持下，用铁腕统治湖南。护国战争爆发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立刻召回了阶级和党派上的双重难兄难弟。谭延闓第二次督湘，试图故伎重演，将军队裁减一半，兴办实业和教育。结果护法战争爆发的时候，湖南再一次处在极度软弱的状态。儘管湘军的军事传统比桂军更加雄厚，这时却不得不仰仗桂军的鼻息。谭延闓向南军发出求援电报：「大局拯救，全赖西南。西南门户厥为湘省，故非法政府首先窃伺军权。……桂湘关係，无异齿唇，奏廷乞师，请助指臂，缨冠披髮，谅有同情，务即下令动员，即出桂境以作后盾。庶使北方闻风胆塞，则湘省受赐良多，西南之保障益固矣。」他离开长沙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从湖南教育基金中拨出专款，给陈寅恪留学用。
谭延闓一走，湖南就沦为东亚的主要战场。桂军赶走了段祺瑞派来的傅良佐，自己又被吴佩孚赶走。段祺瑞素乏知人之明，将吴佩孚的战果交给自己的朋友张敬尧。张敬尧的统治以不负责任着称，极大地刺激了湘人的共同体意识。北军强迫商民接受无法兑现的纸币，给谭延闓苦心经营的实业和教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湖南父老和军官的代表前后相继，邀请谭延闓回湘主持大局。谭延闓随即假粤入桂，在永州建立大本营，等待节点来临。湖湘舆情鼎沸，山雨欲来。
一九二零年五月，谭延闓觉得同胞的民情和内外的形势都已经接近成熟，尤其是吴佩孚对段祺瑞的不满已经无法抑制，索性挥军北上，解除了湘军最大的危险。他在衡阳成立了湘军司令部，号召各地士绅围攻长沙。一九二零年夏天的湖湘重演了保路运动的历史。各地民兵臂缠「救国救乡在此一举」的白布，向侵略者集结的中心湘潭挺进。湘潭变成了湘人的邦克山和约克镇，土豪指挥的民兵打败了军校毕业生指挥的正规军。张敬汤的主力第七师在土着的围攻下，仓皇逃回长沙。张敬尧明白，整个湖湘人民都在跟他作对，他丧失了背水一战的决心，向商团勒索了十万元现款以后，主动撤离湘境。常德商团以同样的价格，将冯玉祥的侵略军礼送出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