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政协委员熊水龙拟提交提案，建议适时调整“双休日”，试点开展周休日实行“隔周三休”的制度。即首周休息一天，次周休息三天。“这样做既保障了公共休假制度的刚性约束，又提供了全年多个分布均衡的‘三天小长假’，还能助力分散休假、缓解旅游高峰压力”。

我国自1995年5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实行一周双休制。当时将之称为“大礼拜”，意思是每周休息两天。

有网友说，这不就是调休嘛？“那我还是双休吧！”

有网友担心，现在双休都难保证，这样会不会连一天的休息都没了？

Easy ：别调休，这一调一不小心一天的休息都没了。

尹修竹：估计是一在了，三没了，大多不会执行三……

我们默认和习惯的“双休日制度”似乎出现了动摇的可能，每一次关于劳动、加班和休假制度的讨论都热闹非凡，其根源正是劳动者对于自身权利的珍视和捍卫。

四天工作制

究竟“香不香”？

据英国媒体2月21日报道，一项全世界目前为止参加人数最多的“四天工作制”试验，不久前在英国取得了成功。 

据报道，这项试验自去年6月开始，为期6个月。共有61家企业、约2900名员工参加，参与试验的企业涵盖软件开发公司、金融公司、咨询公司、招聘公司、教育机构、零售商、餐馆等。

试验结束后，61家参与企业中的56家表示仍将沿用四天工作制，其中18家已宣布将该工作制度永久化。

调查发现，超过70%的参与员工表示“倦怠程度有所降低”，40%的受访者睡眠质量改善，54%的受访者表示更容易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

与去年同期相比，试验期间参与员工的病假天数减少了约三分之二，离职员工减少了57%。

在所有参与该项目的员工中，没有人表示想放弃四天工作制，15%的人甚至说，即使能拿到更多此外，尽管试验期间员工的工作时间减少了，但参与该项目的企业生产率并没有下降，经营收入也未受到较大负面影响。企业普遍对试验期间的工作效率提升感到满意。 

报道称，英国本次的试验结果是由新西兰非营利组织“全球四天工作制”研究发布的。本次试验活动的负责人事后表示，“广泛推行四天工作制的时机或已到来”。

目前，比较常见的四天工作制大致有3种模式：每天工时延长，每周工时不变，工资不变；每天工时不变，每周工时缩短，工资相应减少；每天工时不变，每周工时缩短，工资不变。第三种看似最理想，但是以提升生产力为前提。

冰岛是较早进行四天工作制试验的国家。该项试验于2015年至2019年之间进行，超过2500人参与，约占冰岛劳动人口总数的1%。参与者过去每周工作40小时，实验期间则改为工作35小时，薪资不变。 

有报道称，冰岛的四天工作制试验获得了“压倒性成功”。大多数参与者的生产力都保持不变，甚至有所提高。与此同时，员工的幸福感也显著提升。

西班牙媒体去年6月报道说，该国工业部为有意加入创新工作制的150至200家公司制定1000万欧元的补贴计划，如果需要，未来几年政府的补贴额将达到5000万欧元。 

巴塞罗那“为健康社会合理运用时间”项目协调人玛尔塔认为：

“随着数字化和自动化的推广，重新设计工作制度时重要的是灵活性。关键在于减少工作时间，而不在于每周具体工作几天。工作4天只是一种选择，其设计也未必是最佳的。” 

在玛尔塔看来，人们要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更好的休息、更好的睡眠、更少的病假、更少的压力、更少的工作事故、更少的旷工，最终提高绩效。 

五一劳动节设立初衷

纪念8小时工作制的胜利

1866年9月，“国际工人联合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时首次宣布将8小时工作定为全球劳工运动的共同目标；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举行芝加哥大罢工，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为了纪念这一事件，5月1日被确立为劳动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8小时工作制首次在国家层面立法颁布；1919年，刚刚成立不久的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的第一号公约即规定了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8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

1995年5月1日起，中国开始执行双休日制度。2018年修订版《劳动法》规定“每日8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与上述国际公约保持基本一致。当下中国劳动法中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劳工抗争取得的成果。

某种程度上来说，加班合理化更是个社会分配不均的隐喻，一个互联网时代劳资关系日益失衡的标志——随着科技发展，即使是自诩中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将发现，自己在劳资关系中讨价还价的能力越来越少。

长时间加班在中国职场，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实际上是一个长期且广泛存在的现象。超额工作撑起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令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中国速度”，但承受加班之痛的工人通常很难在主流舆论场中发出声音。在长期加班对个体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的问题上，无论收入高低，各个劳动群体实际上殊途同归，这是不能被任何冠冕堂皇的加班理由抹杀。长久以来，不合理的加班也一直是劳动者抵制的对象。

物质享受日益丰盛

工作压力日益沉重的“过劳时代”

全球化发展、信息通信革命、消费社会的成熟、雇佣与劳动限制的放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席卷世界等资本主义的跨时代转变。“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虽然物质享受日益丰盛，但工作压力也日益沉重的“过劳时代”——这是关西大学经济学家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一书中呈现的观点。

1980年是工作时间逐渐加长的风水岭。19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分别在英国和美国执政，国家福利政策紧缩，让位于市场导向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开始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席卷全球，并在1989年冷战结束时成为了资本主义阵营胜利的最佳注脚。

进入1990年代，一个对当下职场影响同等重要的趋势发生了——电脑、手机、电子邮件等通信工具的不断普及让员工工作与生活的界线日益模糊，而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工作速率的不断提高亦让基本单位时间内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

新自由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社会组织和人类生存价值的认知——竞争成为人类活动唯一合理的组织原则。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开始摈弃关系稳定的雇佣关系、较多的闲暇时间和优厚的员工福利，采取更为严酷的经营方式。 

与此同时，包括中国、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市场经济，成为跨国公司降低人力成本的出口，全球化格局被深刻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开始在工资和工作时间上同台竞争。为了增强生产率、提高竞争力，延长工作时间的做法越来越普遍。

“24/7”的超强工作模式

永不休眠的全球化市场要求

森冈孝二同时指出：

“新型信息通信技术是减轻、省去工作量的强有力的工具，然而它同时也加速了业务运转、加剧了时间竞争，商品和服务种类多样化，经济活动出现了无国界和24小时化的趋势。” 

科技手段自社会工作中的广泛应用也为“员工全天候在线待命”式的工作方式铺平了道路，即使雇主不强制要求员工加班，也能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即时传讯把员工拉回到工作状态。“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开始成为一个职场热词，用来描述这种超高强度的工作模式。 

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让竞争日趋激烈，速度成了抓住消费者的关键。消费者在互联网时代被培育出来的对更快、更好、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务永不餍足的需求，实质上变相催生了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就业的不稳定。

24小时便利店、网购和快递——如今的都市人不仅已经完全习惯甚至已经无法离开这些异常便利的服务，然而一个容易忽略的事实是，撑起城市便利生活的群体正在默默忍受越来越长的工时。即使是在职业声望阶梯上占据更高位置的白领工作者，也无法避免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被迫贡献出更多的工作时间，很多时候这甚至无需雇主强迫，而是在一种强有力的企业文化中潜移默化地得到了规训。

硅谷科技公司对全天候工作（all-hours work）的狂热为全球企业树立了一个“典范”。在科技创业者们的刻意引导下，这种办公室氛围有意地挪用了斯坦福等大学的校园生活方式，“对自发性的强调，对娱乐性的压倒性关注，兄弟会般的氛围，这一切都在消解着旧有的——或者用硅谷人的话说，过时的——对工作和闲暇的区分这一切被包装为企业文化贩卖给员工，让员工相信自己是在从事一项自由、自主又有创造性的工作，长久地工作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

写在最后

员工挤出个人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取得的成果实际上大部分由企业收入囊中，员工本人看似得到了高薪回报，却在精神和肉体两个层面都遭受了压抑和损耗。在年龄渐长体能跟不上快工作节奏，或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些员工通常会迅速沦为弃子。员工在令人窒息的加班环境里筋疲力尽，丧失了探索未知领域的激情，甚至无力挣脱令人不满的现状，从而堕入某种职业生涯的恶性循环之中无法脱身。

人在企业中充其量发挥的是一枚螺丝钉的作用，纵然有自愿加班的拼搏精神，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自主学习和思考能力，获得实质上的个人提升呢？

声明：本文部分内容来自《过劳时代》森冈孝二 著；图片来源于网络，仅供知识分享，如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