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很难读下去的《资治通鉴》
不用说原文,即使是能把柏杨或者黄锦鋐翻译的《资治通鉴》读下来的,我都非常佩服,粗略地翻过这些书,实在是太枯燥了,对于这种编年体的书籍,古代的皇帝们真有这耐心来阅读《资治通鉴》吗?
直到熊逸版的《资治通鉴》出来,这种跳出《通鉴》讲通鉴的模式,让我终于有机会读读这部古代皇帝看的书了,毕竟这是咱中华的宝典啊,但是一开始读就差点打了退堂鼓。
这源于司马光开篇的一大通“臣光曰”: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这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智”那套东西吗?遵守这套东西,真能治国了,为什么六国还是被秦国灭掉?
《资治通鉴》选择了“周威烈王 23 年”这样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代作为开端,原来这一年,周天子一道诏书把魏斯、赵籍、韩虔三位大夫封为诸侯,从而正式宣告魏、赵、韩三国取代了原来的晋国。
但是史实中,在周天子下诏书前的数十年,晋国早已被智、魏、赵、韩四大家族架空,后来魏、赵、韩三家联手灭掉智家,三家分晋也早已成为事实,周威烈王不过是顺应趋势而为之,但司马光恰恰认为这事关重大,他批评三家分晋是“礼崩乐坏”,周威烈王承认魏、赵、韩为诸侯,属于“坏了名分”,从此导致了战国的乱世。
晋国国君懦弱,魏、赵、韩三家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得属于自己的地盘,实属自然。但司马光置这种既成的事实于不顾,硬要抱怨“坏了名分”,我想当今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处事,定会被人贻笑大方。
我突然在想,这样不顾事实,只关注那些传统德立场的《资治通鉴》,对我们现在还有用吗?
在战国时期,吴起、商鞅、李斯,不都是变法改革强国的经典案例?这里关“名分”什么事情?虽然这3人的结局都不太好,但是他们的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光的思想一开始就暴露无遗,让我坚持读下来阅读的动力,并不是要借鉴什么,我就是想看看到底司马光是怎么被打脸又能自己圆过来的。
02 《资治通鉴》本质是“司马光思想集”
结合到北宋的时代背景,由于王安石推行的变法改革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大大挤压了司马光的政治空间,司马光官场失意,我不知到底是是司马光本来就崇尚儒家,还是儒家的思想特别适合打压王安石,总之,在《资治通鉴》中,是满满的儒家学说。
司马光花了这么大功夫写《资治通鉴》,不外乎就是说王安石的变法,是“礼崩乐坏”,必然祸国殃民,这需要引起皇帝的重视。
继续读下去,我就开始明白了,原来《资治通鉴》不是中立地分析所有的事情,而是专门拿那些有利于保守派,不利于王安石改革派的案例来说事,说到底,《资治通鉴》不过是司马光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资治通鉴》本质就是司马光个人的“思想集”而已,想把《资治通鉴》当成历史来客观“通鉴”的,要小心,真不知道那些帝王读了《资治通鉴》,会不会被带沟里呢?
熊逸的《资治通鉴》版,没有照着原文翻译,而是参考大量司马光看过以及没看过的材料,真正从中立的角度,来看待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由此,我也发现了司马光贯通全书的“招数”,就是突出符合儒家思想的事件。
例如,在谈到智瑶的家臣豫让,屡次刺杀赵无恤未果,最终身死的事件,《资治通鉴》有选择地摘录《史记》中的描述,强调了豫让为了维护君臣之道至死不渝的形象。但在《吕氏春秋》、《史记》中,就提到了豫让在当上智瑶家臣前,曾经先后当了范家和中行家的家臣,后来范家、中行家的地盘都被智瑶瓜分了,从这个角度上看,豫让俨然已经类似吕布这样的“三姓家奴”了。
为什么豫让没有对范家、中行家“至死不渝”呢?豫让留下的这句名言可以解释:“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明显是让“君君臣臣”有了前提条件,这些内容司马光肯定不会收录。
03 司马光算得上“中庸”吗?
中庸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一种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在政治上,中庸思想强调要慎重处理权力和利益的关系,避免过度扩张和集中权力。在教育上,中庸思想强调要培养学生的自律、恰当的行为和道德品质。在家庭和社交方面,中庸思想强调要遵守礼仪、尊重他人、保持谦虚等。
以前,我以为“中庸”就是“折中、和稀泥、墙头草,两头不走极端”,我一直好奇这么一个思想,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做到,怎么就能成为儒家的集大成智慧?
事实上,简单的折中、和稀泥都是没有原则的,而真正的中庸,在内心要以理性思考为原则,不以外界情绪偏好所干扰,对外则要根据环境因地制宜而不走教条。
也就是说,假如你遇到一件事情,经过理性对环境、条件的考量后,判断走极端方式是最合理的方式,那么即使走极端,这也是“中庸”!可见,中庸并不容易,特别是要排除“外界情绪偏好”影响这一点,与佛学的“空”,老子的“道”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一点上看,孔老夫子过于强调礼乐名器的思想也很极端,但是我们回到他的那个年代背景,人类社会非常暴力而不稳定,强调尊重权威和传统,各安其位,确实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孔老夫子周游列国,都在宣扬他的思想,希望建立和谐、稳定、公正的社会,可以说他当时的思想是时代所致,他的确是在践行他的“中庸”。
而司马光,似乎是他在打着儒家思想的旗号,为其政治党争开路,只要王安石做的事情,他通通否定,不用说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等从现在来看似乎是更科学的模式,就连王安石辛苦打下来的西夏土地,在王安石倒台后,司马光都要还给西夏。
虽然,归还西夏土地更有可能是北宋当时合理的选择,但我还是更愿意相信司马光主张归还土地,是为了打压前任宰相的功劳,从他对改革派全盘否定的态度,我认为他并不“中庸”。
我认为,迂腐是儒家思想的时代产物,但是司马光把儒家的迂腐在《资治通鉴》中发挥到了极致,我认为我们要学的不是孔老夫子的具体思想,而是他“中庸”的智慧。
关于司马光,我说的只是个人看法,欢迎交流,你们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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