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这天，我不停地刷着微博、推特和航空业者云集的airliners.net，试图知道失联的MH307航班有没有最新消息。马航官方每次公告都是老调重弹，越南传来的消息则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推翻。各种谣言纷纷浮出，又被迅速辟谣。刷到下午六点，仍然没有任何好消息，一个搭飞机的朋友发信息说飞机晚点，而我不得不出门去参加一个讨论转基因的沙龙。天很冷，我边挂心机上的那239人的命运，边琢磨朋友今晚要等多久，边疑心有没有人会在这种冷天来参加沙龙，边焦虑等会儿面对提问时会不会张口结舌，边担忧路痴属性的自己会不会根本找不到沙龙地点……

从演化角度来说，恐惧是种心理适应器。恐惧、焦虑、压力等负面情绪都是大脑的本能，是人生中无法分割的部分。那些“无所畏惧”的人，要么是大脑的恐惧中枢受到了破坏，要么是眼睛和大脑尚待发育的婴儿。事实上，从我们意识到“自我”的存在那一刻起，就要面对有朝一日这个自我将消亡的恐惧。而以下问题也开始挥之不去——“真实的我”是什么模样？“真实的我”为何还没有成为“理想的我”？还有，我何时会以何种方式死去？

繁衍后代也好，修行来生也好，著书立说也好，维护自尊、强化世界观也好，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也好，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我们创造了文化，建立了宗教，在其中找到些许安慰。而当灾难袭来，当被迫直面死亡与不确定性，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启动种种防御机制。

第一层防御来自亲密关系。荷兰研究者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一组人想象自己的死亡，另一组人则想象自己看电视，然后安排这两组人参与小组讨论。结果发现，想象死亡组内的人们倾向于坐得离彼此更近。换言之，死亡阴影会让人们更加亲近，更渴望社交。另一个研究则显示，想象过死亡的人愿为亲密关系付出更高代价。来自伴侣的怨言平常会让人不满，但如果此前刚想过生死，人们的容忍度便会升高。

对于安全型依恋者，亲密关系是最优先也最重要的屏障。但有些人可能还需要第二层防御。时刻忧惧被抛弃的焦虑型依恋者，倘若自觉没有得到足够的爱与支持，便往往会开始捍卫自身世界观，对于“三观不合者”表现得比平常更加“不宽容”。至于习惯于压抑感受的逃避型依恋者，则会对亲密关系无动于衷，倒是致力于提升“自尊（self-esteem）”，也就是加倍努力地试着 “看得起自己”。

然而， “世界观”与“自尊”都是双刃剑。

倘若执着于“同一个世界，同一种三观”，我们会更偏执，更歧视他人，更容易受刻板印象影响，甚至会连无辜受害者都开始责备——“如果他们不那么做，就不会遇到灾难”，殊不知，这种想法只是我们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而硬给世界安上的虚幻秩序与因果。

至于“自尊”，则往往与成功、魅力等外来评价挂钩。为了确信自己是“有价值的人”而给自己设下目标，倘若成功自然是皆大欢喜，然而，万一未能如愿，这种危险的挂钩就很可能从自责“我怎么没做好”，转变成对自己整个人的低估“我怎样都做不好”，重者还会陷入所谓的“习得性无助”，相信自己不论如何努力都没法改变结局。

如果相信每件事的成败都会影响自己的“好坏”，再坚强的人也不免恐惧。而让你恐惧的，常常并非“恐惧源”本身，而是来自你心中对失败和无助的预感。每个人都必有一死，但最令人害怕的是死亡无法掌控，不知何时发生、不知如何发生。

你可以放弃，可以购物，可以游戏，可以一再回避挑战，可以用其他刺激来不断转移注意力，但你真正想逃开的“恐惧感”却依然深植于内心。唯有承认，才能原谅，进而超越。承认自己的一切感受，原谅会心跳加速冷汗直流的自己，然后，才有可能直面你最害怕的事物。正如埃莉诺·罗斯福所说，“当你驻足停留，直面恐惧时，你能从每一次经历中获得力量、勇气和信心。你能够对自己说：‘我经受住了恐惧的考验。我能够承受将会发生的一切’。”

那晚沙龙确有人来，我也答上了所有问题，打开微信，朋友已经登机，和菜头的槽边往事发送了一篇《别刷了，都睡吧》。不安的日子里，我们会本能地渴求信息。但要在死亡深渊面前活出有意义的生命，方法其实很老套——爱人，爱自己，爱冒险。绝不冒险的“百分百安全人生”并不存在。哪怕存在，亦不值得过。

如何减少恐惧和担忧

增加人际交往和接触。

拥抱一个毛绒玩具，如泰迪熊。

减少信息输入，比如断网

冥想，调整呼吸，观察身体感受

想象你所恐惧的场景，尽量想出所有细节，在感觉到恐惧时尽量放松，并想象成功渡过后的景象

如果真的想哭泣，不妨大哭一场宣泄情绪

如有需要，重复以上步骤

（已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