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谓的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
就是那些能够让我们获得社会地位的手段。
人们之所以会采纳某种价值观，正是因为它受人推崇。
这些表达方式是如此古老，难怪它们很难被掩饰。一个被侮辱的人可能会原谅他的敌人，并不想给予回击。但他会发现，想要平静下来比原谅他要困难得多。他可以做到沉默不语，但他会发现想要阻止他犬齿上的嘴唇变得僵硬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只有在不受道德和政治的影响时，明确地了解了人类社会等级的情况下——我们才能重新讨论道德和政治问题。从何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的不平等埋藏在人类的天性中？这种不平等是否如达尔文所说，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否有些人生来就该侍奉他人，而另一些人生来就该领导他人？
：一只母鸡用嘴啄另一只母鸡，然后快速取走它的食物。这种方式形成了一个模式。有一个简单、线性的等级，并且每只母鸡都知道它们自己位于哪个等级。A可以啄B而不受惩罚，B可以啄C，依此类推。挪威生物学家索利夫·谢尔德鲁普–埃比（Thorleif Schjelderup-Ebbe）于1920年发现了这个模式，并且用“啄食顺序”一词为之命名。
“独裁是世界的基本法则，任何生命和存在形式都与之密不可分……没有任何地方不存在独裁者。”
任何可以促进小鸡产生选择性恐惧的基因都有助于减少无用和耗费能量的争斗，这些基因将会繁盛起来。一旦这些基因遍及整个群体，那么社会等级就成了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社会看起来就像是为那些认为规则比自由重要的人而设计的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事实就是如此。
所有文化中的人都会为自己在社会中的成功而骄傲，会为失败感到难堪甚至羞耻，有时还会为结果悬而未决而感到焦躁不安。
许多事实表明，我们有很多达尔文式的理由相信每个人生来都有5-羟色胺水平升高的能力，即在有利于升迁的社会环境下有处于领导者地位时应有的设备。人脑最重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灵活性。因为脑的灵活性，我们并不能完全根据自然选择的法则去判断一个人能否走上更高等级。
5-羟色胺是做什么的呢？这个神经递质的作用是如此微妙，因为它很依赖化学环境，所以仅仅简单概括它的作用是有风险的。但5-羟色胺至少可以让人放松，并让人更加合群，更加坚定自信，就好像一杯酒的作用。实际上酒精的作用之一就是促进5-羟色胺的释放。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简化，你可以认为5-羟色胺提高人的自尊，它可以让你的举动符合一个受尊敬的首领。5-羟色胺水平过低不仅伴随着低自尊，还会带来严重的抑郁症，甚至可能引发自杀。抗抑郁药物，如百忧解可以促进5-羟色胺的释放。
这样的社会等级阶梯一旦形成，向上一层阶梯就会带来更丰厚的回报。能帮助黑猩猩用适当的代价向上爬的基因将会扩散开来。这些基因可能通过缓慢驱动个体来发挥作用，比如有这些基因的人会被认为是“有野心的”或者“喜欢竞争的”。此外还会缓慢注入“丢脸”（厌恶丢脸，同时会在体验重大失败后感到丢脸的情绪）或者“骄傲”（喜欢骄傲，同时会在做了重要的事后感到骄傲的情绪）等情感。但无论个体体验到的情感究竟是怎样的，只要这些情感能增加适应性，它们就会成为这个物种心理的一部分。
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雄性大猩猩的似乎比雌性大猩猩要更加引人注目——他们会为了社会地位更努力地工作。正因为这样，雄性的地位是不稳固的。
在雌性个体所在的阶级中，资历通常很重要，而斗争较少，因此雌性不会过分投入对社会等级的竞争。事实上，雌性的社会等级是如此稳定，只有很有经验的人才能分清她们；与之相比，要看出谁是那个自大而专横的雄性领导就很容易。雌性个体社会是靠友谊维系的，并且经常会持续一生，而雄性个体间靠的则是功利的策略。
进化在背后推动着雄性黑猩猩对社会地位的狂热追求，这一机制当然也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这一动态体系也能解释雌性和雄性在交配方面的特点：雄性有大量繁衍后代的潜质，而雌性繁衍后代的潜质存在局限性。其结果就是雄性间繁殖成功率的差异：在一个极端，处于社会底层的个体可能没有后代；事实上，自然选择对低等级的个体有明显的厌恶。在另一个极端，处于首领地位的雄性个体可以与许多母亲繁衍许多后代，这使得对权力的无限渴求根植于雄性之中。对于雌性而言，等级角逐中有关繁殖的筹码较少。不论她的社会地位如何，一个处于排卵期的雌性黑猩猩不会没有配偶。她与其他雌性个体并不处在性的争斗中。
雄性为了交配而竞争的进化压力似乎比雌性为了资源而竞争的压力更强。原因依旧是雄性之间适应性的潜在差异比雌性间更大。
有时基因会引发男性对权力的无度追求，而权力带来许多子嗣，所以这些基因更加繁盛。
在仔细观察了黑猩猩和人类的社会之后，可以说友谊最大的目的就是互相提供追求社会地位的援助。你或许可以反驳这一结论，但是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说确实是这样的。
人每天的行为常常是内驱力的产物——这种内驱力可能是一股理性的力量，但是并不是有意识的理性。
妻子们经常这样评价自己的丈夫——“他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他从不会先道歉”。
这件事的原因或许是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在斗争之后太容易寻求和解的人，或者在其他不必屈服于他人的场合，发现他们的社会地位变低了，同时他们的适应性也变低了。
如果政治像政治学家所说的那样，就是分配资源的过程
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一直离我们不远，当文化约束力削减时，我们天性中的丑恶就会浮出水面。我们并非某些行为学家所设想的那样是一张白纸，我们是一个有机体，我们丑恶的一面被我们努力地压抑着。但这一点优势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追求地位的方式十分灵活。为了受到尊敬，我们几乎会做任何事，包括不让自己的动物本性暴露出来。
对名望的狂热追求会让我们误入歧途；对真相的纯粹追求则会避免暴行。
我们欺骗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欺骗他人。
确实，较高的公众尊重能够为繁衍后代带来大量好处，而极低的公众尊重却会给繁衍后代造成灾难性的打击。在许多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群体和不少人类群体中，极度不受欢迎的个体会被推向社会边缘，甚至这些个体的生存和繁衍都会变得岌岌可危。
许多现代文化都有这样的偏好，在这些文化中，“过度自夸”仅仅是儿童发展经历的一个阶段。但是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呢？是更加有分寸的自夸的一生。
最厉害的说谎者是那些用最少的谎言获得最大成功的人。
在需要凭运气的比赛中，我们倾向于把失利归因于抽签的运气，而把胜利归因于自己的聪明。
吹响自己的号角就是堵上了别人的号角，因为状态是相对的。你的获益就是别人的损失。
吹响自己的号角就是堵上了别人的号角，因为状态是相对的。你的获益就是别人的损失。
人们对于他们对手的缺陷有极强的敏感性，这是大自然的奇迹。
如果人们的自我宣传是根深蒂固的，那么为什么还有些人会自我贬低呢？一种解释是当每个人都明白事理时自我贬低就不需要付出代价了，并且有一定的好处，谦逊的名声会提高隐蔽的自夸的可信度。
接受低地位，并且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表达他们对低地位的接受可能正符合他们的遗传利益。表现得顺从他人可以让他们不会被误会为威胁，进而使别人不会像对待威胁那样对待他们。
如果家庭收入部分取决于丈夫在工作中的高自尊，那么女性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通过提供一个较低能力的表达方式建立丈夫的自信。”
处在任何地位的人都可能会在社会、性活动或者职业前景看起来渺茫时变得冷淡而忧郁，而在机会出现时变得乐观而精力充沛但如果机会没有出现，冷淡转变成中度抑郁，这一情绪可能刺激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作出一个富有成效的转变——改变职业、与忘恩负义的朋友绝交或者放弃对一个难以捉摸的伴侣的追求。
“真相”可能并不重要。你是否是一个“有价值的”或“一文不值的”人，这个问题的客观意义本来就很模糊。即使“真相”可以被清楚地定义，自然选择也并不关心这个概念。
自然选择本身从来都不喜欢真相和诚实。自然选择既不“偏好”诚实也不“偏好”不诚实。自然选择根本不关心这些。
如果你欺骗或虐待了另一个没有欺骗或虐待过你的人，那你就得为为什么他理应被欺骗或被虐待捏造理由了。不管怎样，当你的行为被质疑时，你都需要准备好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与认为你是不值得信任的坏人的说法抗争。
语言为大脑引起的任何行为辩护，使外界相信行为者是一个有理性的正直的人。意识本身可能有大部分都在这样的新闻社里，无意识写下的新闻在这里发布并被给予力量。意识将冰冷而自我服务式的遗传逻辑用各种无辜的伪装掩盖起来。
也许最理想的策略是假强硬，随机应变的坚定。谈话的开始，你强调你应得的东西，但当你发现另一个人十分强硬的证据之后，就应该退让了。
人类一般的争论模式感觉上毫不费力的原因是，在争论开始时，工作就已经完成了。罗伯特·特里弗斯探讨过周期性的争吵——你可能称它们为契约再协商——常常是亲密关系的一部分，不论是友情还是婚姻。他说争吵“可能自然而然地就爆发了，有时根本毫无预兆，但两幅完整的充满信息的风景已经准备好了，只等着愤怒的闪电把它们呈现出来。”
像律师一样，人类的大脑想要胜利，而不要事实；像律师一样，有时候能力比美德更令人羡慕。
不论我们是为了排名、晋升还是为了哪辆车撞了哪辆车而争吵，我们都会被那些竟敢认为我们的愤怒是无理取闹的人的无知所震惊。
有一种例外的情况，我们不会贬低他人的贡献，就是在别人的地位比较高时。如果我们有一个小有名气的朋友，即使他送了很寒酸的礼物，我们也会非常珍惜；他对我们小小的冒犯也很容易被原谅，而且我们会尽力不让他失望。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自我中心主义不错的修正；我们对于高地位的人的收支清单也许更加诚实。但是，硬币总有两面。这些高地位的人同时也会更加扭曲地看待我们，因为我们的形象已经被打了重重的折扣，更加反映出我们的卑微。
试图与两个已经宣战的敌人都保持亲密的友情等同于把自己放在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
友情可能并不依赖于共同的敌人而是依赖于共同的利益和爱好。亲密关系出现在对最单纯的事情的共同热情中。
共同利益的亲密关系可能进化成了一种巩固富有成效的政治联盟的方式，之后才附属到小事情上。这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为了看上去很琐碎的事情的争吵会变得十分严重。为什么一场优雅的晚宴会因为对约翰·休斯顿的电影的价值有不同意见而变得十分不快呢？
信誉随着威望的提高而增加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于某个生物学问题的解答，必须相信一位大学教授的看法或者一位小学教师的看法，我们通常会选择大学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可靠的选择，因为教授更有可能是正确的。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仅仅是另一个进化的必然产物——反射性地尊重地位。
让理论指导观察，但是直到你的声望已经建立起来了，否则不要发表理论。那会让别人质疑你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