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曾说过：“一个人的幸福不取决于智慧者眼中事物的表象，而取决于他自己眼中事物的表象。”

作为一个孱弱腼腆的平民青年，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为了实现他那巨大的野心，他不仅要处处显示知识和能力上的优势，还要采取种种不大光彩的手段，例如虚伪、作假和违心之举。正当他自以为踏上了飞黄腾达的坦途和得到了超越阶级的爱情之时，社会却无情地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于连口口声声“成功”“发迹”“飞黄腾达”之类的话，时时处处羡慕有钱人的生活。他正是在这种盲目中走上了歧途，迷失了自我。他为了所谓的“幸福”，不止一次地放弃了真正的幸福。对于连来说，有一个信念成为他活着的全部意义，那么其他的一切都值得去牺牲，甚至于爱情。总之，于连是要“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这是他对自己生命的全部价值取向。

或许为了使作品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于连的入狱直到死亡便成了一个不可改变的定局。狱中的于连终于从社会角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他在短短一生中为自己规定了许多角色，为能演好这些角色，他不能不虚伪，装假，直至作出违心之举。而死亡的临近却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卸去一切伪面具，露出一个真实的美好的自己。往日的野心、幻想、奋斗以及为此而设计的种种伪装统统失去了迷人的光彩。于连终于在死亡面前知道了自己追求的是什么。他对德·雷纳尔夫人说的那番话是真诚的：“你要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只爱你一个人。”当一个人知道他能为什么去死的时候，他便也知道自己应为什么去活。

因此，说于连是一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固然不错，但不如说他是一个追求个人理想而不幸走上“歧途”的年轻人更准确。或许于连的悲剧乃是一切出类拔萃之辈的永恒悲剧，无论在专制社会，还是在共和社会和民主社会。这种悲剧或许称之为成长，或许称之为堕落，这个我们暂且不去理会，但它确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体现着，进而升华为一种社会规则。一般论者都把于连说成是一味向上爬的野心家，因为于连的野心膨胀过程是故事最表面也是最直接的线索，但人们常常忽略了站在故事背后的司汤达所进行的精神思考。

而高家林生活的时代，由于特定的社会状况，并不能允许大多数人都有机会和可能去伸展自己的理想。与于连相近却又不相似！但是他决不原将自己的热情就那么本分的投注在那片焦黄的瘦土上。他有那个时代的青年共有的热血、激情和理想。然而现实是无情的，他被逼走进了那块黄土地。当他的抱负和理想被索囚在无望的迷雾中时，那片黄土地，便成了他发泄喷血的愤怒的对象。他犹如一头困兽，在现实与生命的冲动之间被一种无形的阻隔挡开。那是几近绝望的撕杀。他想用愤怒的激情撼动那块土地，但一切都在落锄的一刹那，消失的无影无踪，他渺小的犹如一粒微尘，但他仍渴望漂流。心中那不息的执着仍让他顽强的注视着外边的世界，尽管外面的一切都是无声无息。在他的眼中，他脚下的土地是一座囚禁理想、激情和生命冲动的监狱。他好似一头步入绝境的狼，在拼命地为自己寻求一方灵魂野性的寄居地。

当一个人站在几近绝望的河流边时，他会毫不犹豫的跳下去，尽管无法确定在激情耗尽时，能否达到彼岸，泅渡、泅渡、再泅渡，甚至死亡在那时也是一种幸福。当高家林意外的当上了县报社记者后，似乎又寻回了“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感觉，然而他的成功同时也为别人留下了发泄私愤的借口，他是不“合法的”在那个时代里，一个人连施展自己的抱负和理想都必须的先“净身”，否则，会被一根稻草勒死。

就像伏尔泰曾说过的一句话平衡生命是：“完美是优秀的敌人。追求卓越没有错，单手苛求完美就会带来麻烦，消耗精力，浪费时间。关键是得找到到平衡点。”过度完美对需要代价的。因此高家林最终被谴回乡，他是开了后门当上记者的。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玩笑。轮回永远无情。当他明白这一切时他的所有便都犹如一粒浮尘，在狂风中颠簸了激情，最终还是被暴风雨无情的拍打在地。回归绝望。

现实兴许并不可怕，而否定眼中的世界也不算错，但拒绝现实或把理想甚至是幻想当作现实，只会把一个人逼入生存的绝境。理想主义只能是一种思维状态。

人流中一双双几近木讷的眼睛，也曾经闪闪发光，也曾经怀抱着自己最本真，最单纯的理想踏上自己人生的旅途，但在希望成为科学家、军人、老师的种种过程中渐渐变质，变得更能趋合别人的需要，变得只为肉体而存在，而代价却常常是诚实、无私与开朗。当我们一边成长，一边想方设法用种种面具遮蔽起我们纯真的本质时，我们便在重重复复地上演着悲剧，而这时，谁又会想到自己孩提时，其实向往的是永远快乐。这好比眼睛是现实的，彩虹是浪漫的，但我们不会因为彩虹从眼中的消失，而否定它的存在。但浪漫并不是常常浮现在现实中，否则必然伴有阴霾和泥泞。生命犹若一粒不定的浮尘，阳光中，总想拥有漂流的激情；阴霾下，总会回归大地的安宁。

综上于连和高加林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