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的中心就是“我”
于连和高家林都属于中下层阶级,他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飞黄腾达,向上流社会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当他们向上流社会进攻,并且与之冲突时,往往极力保持他们的“傲气、“清高”和“虚荣”。正如高尔基所说的,这类青年“他们开始生活的时候,相信高度的精神发展完全能保证他们有相应高度的和独立的社会地位,保证思想和意志的自由”。在他们的性格中,强烈的自我意识是核心的和深层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其在环境外力的作用下生出的平等观念、反抗意识和强烈的个人野心。
于连出身于木匠家庭,他自称“平民的儿子”,地位低下,常受人歧视,即使在家里,也因不是一块当木匠的好料而常遭父兄的打骂。于连不甘心过这种受欺侮的生活,几次想离家出走。这表现了他对独立人格的渴求。
高家林是一个陕北农村小学的民办教师,此时他觉得很满足了。当他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三星顶替时,他感到很绝望,同时也对现实社会的腐败和不正之风感到深深的憎恶,他不满于这种不公平的现实,表现了他对独立人格的渴求。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更为了向村里的人们证明他高家林不但能够教书,还能够种庄稼,是个种庄稼的“能手”,他拼命地干活,直到手上磨成了血泡也不停下来。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社会现实的反抗精神。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容入时代潮流。他通过读书看到了外面充满诱惑的世界,不愿意向他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一辈子都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作出一番大事业,这些都表现了高家林强烈的个人野心。
二、要不成功,要不死亡
时代和社会赋予了他们奋斗的精神和性格中追逐的因素,然而又处处阻挡着他们追求人生价值,实现人生的理想和抱负,现实和理想之间充满了复杂的矛盾。为了成功,为了实现种种个人的欲望他们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方式,甚至不惜以扭曲自己的本性为代价,而以伪善的面目出现。正如司汤达在《一个旅行者的随笔》中所说的:“不用手段而飞黄腾达,绝对不可能。”于是他们都戴上了两面派的虚伪面具。
三、万事皆空终为善
当于连的希望最终破灭,重新被“打回原形”后,他又表现出反抗者的本色,而且反抗的强烈程度前所未有。尽管他知道特赦以后,他仍然可以得到财富和美人,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拒绝向资产阶级贵族控制的法庭求饶。在狱中,于连终于清醒了,他懂得了贵族阶级决不会让他这样的出身微贱的人混迹于上流社会。他悔恨自己为了漂亮出色的虚荣而放弃了简单平凡的真理。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指责法庭借这个机会惩戒那些受过教育并敢于混迹上流社会的下层青年,以维护贵族特权,有力地控诉了上流社会对平民青年的压制和摧残。被判死刑后,他拒绝上诉,拒绝营救,用死向不平等的社会放出了最后一枪。这是于连反抗性格发展的高峰。这充分体现了于连自我的“回归”。
当高加林通过“走后门”进城这件事被人告发,他面对的将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继续做一个农民时,他拒绝了黄亚萍宁可和他一起到农村去生活的请求,而是对她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话:“……我自己一直也是非常喜欢你的。但我现在才深切感到,从感情上来说,我实际上更爱巧珍,尽管她连一个字也不识。我想我现在不应该对你隐瞒这一点……”这是他的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完全破灭,冷静反省后的自白,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尽管巧珍已经嫁给人了。但是从他的自白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良心并没有完全泯灭,在他的个人奋斗失败后,他的善良的天性重新“回归”了。
于连和高家林的个人奋斗道路是失败的,其悲剧性的结局是必然的。他们的抱负和野心,他们的愤世嫉俗,他们的孤军奋战,他们的绝望都具有时代的特征。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窥见社会中“于连”式、“高家林”式人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悲剧也是这些人的命运概括。
现实是残酷的,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如果要离开自己的现实,就等于要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壤。一个人应该有理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企图通过个人奋斗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否则就会像《红与黑》中的于连和《人生》中的高家林一样,虽然他希望的那种“彩虹”出现了,而且色彩斑斓,但却注定只是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