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习惯，但凡外出挣着钱或是升学考试或是求姻缘的，每逢农历五六月份便会朝村中央许上一出戏。一家一出戏，遇着阔绰的，连排十几天，气派的很。要是哪年碰上求子的人多，这戏班子足足要待上三个月以上，没法子，谁让我们这仙台娘娘灵验呢。
恰是夏时，秧早插完了，花生薄膜已经铺好，红薯也长的喜人，除了伺弄几分青菜，再把辣椒上苗的草除一除，大人们再也不用整天埋在田里。闲下来三三两两，邀上张三李四，往村里空场子坐着拉家常，同时等待着社戏的到来。
戏被分成下午和晚上两个时段，以半班戏采茶戏和歌剧为主。我那时候还小，坐在台下听着老生咿咿呀呀，看着他挂下巴飘飘悠悠的灰胡子，直打瞌睡。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小丑和花旦，这大抵是孩子和男人的通病。小丑自不必提，大脸上画着白鼻梁，一个夸张的口红，两侧腮红一深一浅，后脑勺扎一个小辫子再加一身管家二狗子的衣服，还没等他耍几个表情，我们已经笑成一团了。
这和看花旦完全不同。花旦出来时，两边拉二胡敲锣打鼓的伴奏会突然提高，直把我们目光拉过去——一双丹凤眼，一对秀气的眉毛，黑亮亮的眼睛，脸上抹的白粉胭脂正合适，白里透红，一身绣着龙凤呈祥的华丽戏服拖地，头戴珍珠镶嵌头饰点缀着许多叫不上名字的玩意儿，像孔雀开屏似的，标致极了。这个时候只消她一亮嗓，台下一众人甭管老少爷们还是孩童妇女，一股脑的准叫好。那时候我老想着她的头冠什么时候坏，我好去捡几颗珍珠玩。这都源于有一次表演前我曾上台，把老生的胡子，武生的刀都摸了一遍，还差花旦的头冠，来不及摸，就被戏团的人赶了下来，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神秘那么新鲜。
天气炎热的午后，还没开场，台下就聚集了一团团人。几十个本村的老人和邻村的闲汉已经把阴凉的亭子挤满了，后来的人们只好顶着别人的脚跟，戴顶草帽干巴巴的等着开始。
“近台没有什么空了，我们远远的看罢。”
“不，我有办法。”
声音刚落，几个村里的小鬼便爬上了墙，一溜烟踩着墙头来到戏台脚下坐了下来，时不时望着后面的人群，得意洋洋。
大伯母是最爱看戏的，每当快到戏点，她便加速着她手里的家务活，为的就是准点到。
实在来不及了，只消门口有人喊一声：“红秀，走看戏了！听说今天戏班子是外地来的，还有采茶戏呢！”
她会扔下手里的活擦个手就看戏去了，有时候黄昏，有时候夜晚，她看的大饱眼福回来才想起碗还没刷，对此，大伯父深有意见，特地给她取了个“戏长”的称号，以讽刺她有戏必看。然而这毫无用处。
事实上，大伯父他自个也看。他和大伯母两个人是我们村有名的“戏精”。
上午的时候，戏班子是不出戏的，戏台有表演木偶戏。大人们不愿意来，这倒便宜了我们这些野小子们，我们可以站在最前沿，仔细看着一个个半人多高的木偶人被师傅们提上提下，点头哈腰。这些表情呆滞，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小人儿对我们有些致命的吸引力。即便是只有我们这些小观众，师傅们依然鼓着腮帮子提着气唱，边唱同时边提着七八根木偶线，灵活极了，我们听不懂腔调，但是光这些木偶就能让我们忘记一上午的时光了。
在那个夏天的夜晚我放走过许多蚊子。家里蚊子多了，自然人在家待不住，家里待不住，去哪呢？唯一的好去处当然是村里看社戏去啊！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我为村里社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墙头墙角处的我们固然在，然而我们也不在乎过多的看戏，多半是缠着家里的大人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的。倘若事后再加一根冰棍，那在这个宁静的星光夜晚，是美妙绝伦的事了。
大约到了十点，许多熬不得夜的老人小孩和家离的远的人们陆陆续续的回家了，场间疏疏朗朗的站着的不过是十几个本村和邻村的闲汉。
没了吃食，我们也撑不住的想睡觉。索性一股脑的都各自回家了。
回家的两里路，照例是没有路灯的，黑漆漆的路面和四周，不禁有些发凉，偶尔一辆汽车经过照射的灯光让我拼命奔跑。就这样，我听着各种各样的虫子叫，在微弱的星光下大口大口的就着泥土青草味的空气跑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