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智伯失德而亡”。今天咱们接着聊，智伯死后又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事情。

智伯死后，智家被灭族。但赵无恤恨透了智伯，又将智伯的头骨做成了酒器。智伯的门客豫让为了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不惜漆身吞炭，两次刺杀赵无恤，可惜两次都失败了。第一次刺杀失败后，赵无恤敬佩豫让是一个义士，就放了他。第二次豫让刺杀又没成功，再次被赵无恤生擒，豫让就死了。（《史记》中记载是自杀，《资治通鉴》中说是被杀）

豫让漆身吞炭，为主复仇这件事情，《史记》和《资治通鉴》中的记载相差比较大，大体事实都一样，但在对豫让的描写上，《史记》更加详细，情感更加丰沛。如果对豫让的事迹感兴趣可以读一读《史记》中刺客列传里的描述。

豫让的事迹是非常感人的，也是符合儒家思想的道德标准，是中国君臣文化中重要的代表事件。豫让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五个刺客之一。那为什么《资治通鉴》将豫让的事迹写得比较简略？大约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刺客往往都是和阴谋联系在一起的。司马光素不喜阴谋，自然对刺客也不会有太大好感，在写书时自然要淡化刺客的形象。这不但体现在豫让上，对后面咱们要谈到的聂政、荆轲等也都是简单描述。

二是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主要是为了皇帝通过历史来探寻治国之道，而使用刺客当然不是治国之道。特别是豫让的行刺并没有成功，从权谋角度看是毫无影响，所以在写书时也就没必要详细写了。

三是司马光用智伯无德而亡引出了“德”的概念，现在如果详细描写豫让的事迹，就会发现智伯也不是完全无德，至少对于豫让来说智伯是有德地，否则无法解释一个无德之人，怎么会有如此忠义的下属。特别是豫让之前先后在范氏和中行氏家族中做过门客，这两家灭族后，智伯并没有为他们报仇，而偏偏智伯死后，豫让不惜一切为其报仇。这充分说明智伯也不是完全无德之人。因此，司马光为了使自己之前的立论更有力量，自然会简略描写豫让。

既然有上面三点原因，那么为什么司马光又要写豫让，如果一点都不写，不就更能突出《资治通鉴》想要表达的观点了吗?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司马光首先是一个史学家，有其专业素养。作为史学家写一本通史，重在“通”，所以史料一定要全。豫让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在写通史时是不能绕过去的。

二是司马光在30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件北宋奇案。事情发生在庆历八年正月十八深夜，宋仁宗正在皇后寝宫内休息，数名刺客要行刺皇帝。幸好曹皇后不愧是将门之后，遇事机敏，宋仁宗转危为安。事后发现刺客共四人，都是皇宫侍卫，为避免风波，对外宣称仅仅是四个醉酒侍卫误闯寝宫。因为在史书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甚至没有交给相关机构审理案件，所以对于事件的真相无从证实，只有各种猜测。这一场刺杀在官员们激烈的争吵中不知不觉变成了是否废后，曹皇后面对突发事件的机智敏锐反而成了错误。

司马光在而立之年遇到这件事，想来会影响他对刺客在权力斗争作用的看法。从《资治通鉴》在简略讲完豫让事迹后，就描述了赵无恤死后赵国所经过的一系列动乱，也可以看出，司马光之所以写刺客，也是认为刺客有时候也是能改变事情发展的。

咱们前文聊了权力的来源，权谋获胜的核心，但这些都比较虚，要把这些落到实处，最终还是要通过人。无论权力多么稳固、权谋多么精妙，最终权力的使用在于人，权谋的运用在于人。在权谋中使用刺客可以说不是什么高明方法，甚至可以说是卑鄙下作的手段。但刺客却是针对权力和权谋的“人”下手，一旦成功，什么权力、权谋都将沦为空话。

我们进一步想，其实不光是刺客对生命的威胁对权力和权谋有这样的效果，疾病对健康的影响同样对权力和权谋也有如此的影响力。这样的例子中外俯首皆是。

隋文帝也算是一代雄主，但由于生病，生命的最后时刻居然被自己的儿子给篡位。隋文帝的权力是自己挣来的，权谋也是相当高明，为什么就被后世称为昏君的隋炀帝给打败了呢？很简单，就是因生病，健康不行了，权力也就不稳固了。

美国总统的罗斯福都知道他威望高，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打破传统连任四届总统，在美国历史上可以说独一无二。但在他健康受到疾病威胁时，他的权力和权谋也大受影响。在二战三巨头召开雅尔塔会议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对罗斯福大为不满，认为罗斯福对苏联做出了太多的让步，认为罗斯福太软弱。丘吉尔虽然态度强硬，但国力不行，根本不能对苏联产生牵制。二战后能形成美苏两极的世界格局，也确实和罗斯福在会议上的巨大让步有关。为什么罗斯福会出现如此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呢？就在于当时罗斯福的身体健康严重恶化，精神和体力都不足以对抗谈判桌上的斯大林。实际上，在罗斯福生命的最后一年中，当时的美国媒体就怀疑每天行使总统权力的不是罗斯福而是他的夫人和秘书们。

健康是人生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一旦没有最前面的1，权力和权谋都是空的。因此对于所有人来说，在追求权力、事业、财富时，一定要把健康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不要做杀鸡取卵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