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说准备聊聊《资治通鉴》，其实说完就后悔了。因为《资治通鉴》太经典了，从古到今很多人都给《资治通鉴》做批注，最富有斗争艺术的毛主席看此书十多遍，胡三省通过给《资治通鉴》写注成为了历史学家，《资治通鉴》与《史记》并称“史学双壁”，这些都说明此书堪称博大精深。现代很多人结合管理学或办公室政治等来解读《资治通鉴》，也都让人大受启发。作为一个人生阅历不丰富，学识更不广博的普通人，想和大家聊《资治通鉴》，感觉有点狂妄。但话已经说出去，只有硬着头皮上了。
无论是故事会、小说，还是哲学理论著作，作者都会有一个核心观点，并且会用一系列的方法来证明这个核心观点。我们看书，一个是找到这个核心观点，另一个就是看作者是如何证明这个核心观点。这也是看书的乐趣所在。比如《银河英雄传说》这本小说就是为了证明清廉的专制比腐败的民主要好；《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现实》这本书就是为了证明在清朝的时候有很多自发的溺婴弃婴现象，通过这一现象挑战马尔萨斯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定论”。
为了能更快地找到一本书的核心，在看之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书是人写的，要想读懂一本书，就要了解书的作者和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了解作者一要看其生平，通过其经历才能更好地理解其观点和思想的来源；二是要看其观点和思想的主要对手，通过其对手的观点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作者的核心论点。
《资治通鉴》是北宋名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所写。司马光是历史上著名的保守派，他因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离开朝廷，在皇帝的支持下，用十五年时间编写此书。编写此书的目的是通过“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使皇帝“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资治通鉴》是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编年体通史都有一个毛病，“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使读者阅之不易。而纪传体通史使人读起来如同看故事书一样，特别是作者本身又是文学家，那这部史书不但有趣，而且文字优美。《史记》就是因此才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为专门为皇帝阅览而写的书，为什么司马光要采用编年体而不是纪传体呢？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评价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有一句话：“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
回答这个问题的核心要点就在“不喜权谋”这四个字。如果采用纪传体写通史，皇帝在阅看时将会被人物的智谋所吸引，看到的就会是各种权谋之术，很难体会到治国之道的本质。采用编年体就能比较清晰地看到随着时间推移，权谋都是一时之小道，无法影响历史大势。而历史大势发展的规律就是司马光认为皇帝应该领悟的治国之道。
绝妙的是，恰恰是司马光这种写作态度，造就了《资治通鉴》是讲权谋之术最好的书。《资治通鉴》与其他写权谋的书相比，更注重阳谋，不屑于阴谋。在叙述事情的时候，往往侧重于事件的整体发展态势，而不是局限于一人一事。看完《资治通鉴》后，制定的策略往往具有不可抵御的特点。
因此，在以后的文章中，就从权谋的角度来聊一下《资治通鉴》中的人和事，看一看司马光所认为的治国之道是什么，又是如何来阐述这个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