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开始阅读关于日本战后发展的一些书籍，想了解日本战后如何实现的经济腾飞，也想了解日本在90年代后经济发展状况，还想了解日本的状况是否可以给中国后续发展一些启示，毕竟最底层的人性和经济逻辑会是相通的。

这本《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日本》，由克里斯托弗·戈托－琼斯（荷兰莱顿大学专攻现代日本研究的教授，莱顿大学现代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撰写，值得一读。该书聚焦日本19世纪中期以来日本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变迁，描述日本社会的变化、日本人矛盾的心理历程。文字描述通俗，语言表达简练，很好的把日本现代化变迁的背景、心理、经过以及影响介绍给了读者。这是以为外国人视角看日本，还有另外一本书，野口悠纪雄的《战后日本经济史》，则是日本本国人视角看日本，可以对比阅读，也颇为有趣。

引言：现代日本何处“现代”

普通人不仅是历史大潮的消极接纳者，也是在为他们自己塑造现代国家的积极行动者。

现代社会不应该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终结，但现代人应该换一种方式同他们的传统相处：人民应该识传统为传统，而不应认传统为真理。

第一章 日本遭遇现代世界

美国海军佩里到达日本前，日本实行锁国的官方孤立政策，外国人被禁止进入日本本土。佩里到达日本后，日本也开始签署了一些不平等条约。

1467至1477年，应仁之乱，古都京都遭洗劫，日本进入战国时代，直至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统一才告结束。信长从他的故乡尾张（名古屋）扩张，血腥统一，同时建立宽松政策将半自治地区的封建统治和半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的征税机制结合起来。丰臣秀吉则在全国推行武器收缴。至17世纪早期，除武士阶级外任何人携带刀具都是违法的。他渴望获得天皇授予的将军称号，但一直未能如愿。德川家康创建了幕藩体制。有观点认为这造成了日本历史中不稳定的典型来源，即存在帝国权威和将军权力。家康在承认皇室的任命是幕府合法性的前提外，还非常明确地表示皇室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幕府。皇室成为了象征性之。处理好和天皇的关系，家康开始处理将军和大名领主的关系。家康奖惩并用，对于忠诚的大名，拉拢并授予权力，对于曾经反对的大名，排挤并剥夺他们的权力。同时，1630年代后期，德川家光实行参勤交代制度，令日本每个大名都有义务同时在江户和他们自有领地保有居所。并且，大名事实上还被要求每个一年就亲赴江户居住，大名的直系亲属则必须永久居住在江户。参勤交代制度政治上稳定了德川统治，还催生了江户首都的地位，并且把碎片化的国家布满交通路线和贸易机会。德川社会还建立起了士农工商社会分层体系。

第二章 天皇制下的革命：接纳现代性

1868年，明治天皇以胜利的姿态从古都京都迁至江户。天皇颁布了五条基本承诺：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革命的政府抱有一项重大认识，即认为只有通过建立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政治体制，日本才能摆脱不平等条约之耻。日本的国家化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优势，其中之一便是创建真正的国家税制。国家税制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燃料。

第三章 超克现代性和被现代性超克：战时日本

日本与西方国家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加上国家实力的增强使日本民族自信心爆满。甲午海战的胜利更是被日本人极度追捧。在亚洲，很多国家都被殖民地化，日本认为自己也要建立势力范围。

第四章 经济奇迹和后现代社会的形成

日本战败后被占领使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耻辱。但同时，对日占领理论上是多边事务，但美国一直在唱独角戏。麦克阿瑟保留了日本天皇，以便好管理日本民众。

日本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朝鲜战争，20亿美元的军需采购让日本经济得到了增长。1960年代，池田勇人提出“收入倍增计划”。

1950年代的日本青年比其他青年拥有更多反叛的理由。太阳族运动兴起。追求反成规的暴力，在道德上玩世不恭，推崇单纯的残暴、愤世嫉俗和放纵。

1989年泡沫经济崩溃，绝望情绪成为了1990年代所谓“失落的十年”的特征。

第五章 克服否认：当代日本欲成“正常国家”

一些日本人士认为日本“双生欠缺”：缺乏正常的能力如强有力的军队，其次，在国际体系中缺乏“正常”的合法性（学会面对过去和向邻国道歉）。不过，也有认为日本能力欠缺的真正症结在于法律和文化。

后记：21世纪的日本

追赶心理使得日本社会及其道德观变得僵化，因此党日本的生活水准实际上超越了所谓“西方”的生活水平时，他就失去了目标。日本应该通过自身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去博取他人的亲近，而不是去依赖自身对西方人的模仿能力。日本应当主张它自己的现代性。既然存在美国梦，那么也应该有一个独特的日本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