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为谁辛苦为谁忙
谈到神宗时期的变法，皇帝之下的男一号是王安石。
王安石出生在一个北宋的小官僚家庭里，祖宗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余荫，也没有积攒什么钱财，他只有刻苦学习才有可能出人头地。
王安石寒窗苦读，勤奋学习，年轻轻便文名斐然，受到当时的朝廷大员韩琦、欧阳修等官员的好评。
王安石在地方上做官的时候，韩琦、欧阳修先后推荐他到中央机关去工作。
对于上级兼朋友的提携帮助，王安石诚惶诚恐，委婉地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王安石内心不愿意依附权贵，对朋友兼上级的赏识淡然处之，不谋求走捷径，攀富贵，甘心在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做点实事。
王安石长期在地方上工作，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百姓的疾苦，官员的庸碌，豪强的跋扈，军队的疲敝等等这些宋王朝的现实状况有着深刻的了解。
王安石的学养深厚，可以称得上博览古今。
书读的多了，想法也就多。王安石对社会现实了解的越多，对王朝的未来就越担忧，脑子里成天就想着怎样改变这样的现状。
时间一长，他就琢磨出一套独有的理论，并在工作中进行一些小范围的试验，效果蛮不错。
有了好的想法，王安石也不能脱俗，而是想到了货与帝王家，于是就越级给当时的仁宗皇帝进万言书，陈述国家财力困穷，风俗衰坏，法度废弛的诸般情状，呼吁皇帝要警醒，告诉皇帝王朝的未来堪忧，必须下定决心改变现状。
仁宗对王安石万言书所说的事情并非无动于衷。多年前，他也曾雄心勃勃搞过一次新政，结果处处碰壁，搞了才一年，就在一片反对声中草草收场。
经历过“庆历新政”失败的仁宗皇帝，一听到变革的话题就过敏，明知道王安石说的句句在理，但已经不敢轻易尝试，有过这次教训，他对王安石的建议即使心中满满的都是赞成，也再没有心气，更没有精力去尝试了。
王安石上书那会，仁宗的时代已经快要谢幕了，他的奏章自然石沉大海。
既然意见不被重视，王安石也不着急，就继续在基层积累工作经验，把自己治下的地方管理得井井有条，使当地百姓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
王安石的政绩受到百姓的称颂，朝廷考核也给予他一致的好评，再加上他已然蜚声全国的文名，俨然成为宋朝明星级人物，很多附庸风雅的王公大臣把无缘结识王安石引为憾事。
仁宗之后，英宗在台上干了没几年就驾崩了，早早地腾出皇帝的位置让给了他的儿子
神宗年轻轻做了皇帝，满腔热情走上帝国前台，就想着马上干一番事业出来。
王安石有思想，有办法，还肯干事，勇担当，自然成为神宗最理想的合作伙伴。
变法是一件费力却未必能讨好的事情。
王安石饱读经书，对古代的历史不会不了解，但他没有迟疑，没有推诿，勇挑重担，揽下了这件前途未卜的差事。
变法以前，无论为文还是为政，王安石早已经声名赫赫，即使不做什么劳什子宰相，不揽变法的活计，已有的社会声望和官职，足以让一家人过富足的生活。
但王安石不是一个甘于平庸的人，他的心中有个强国梦，他不仅要为帝王的江山社稷着想，更愿意为天下苍生谋福。
王安石走马上任，变法的第一板斧子砸出去，就捅了马蜂窝。
北宋时期，民间在每年二月到五月青黄不接的时候，佃农或缺粮的平民就向地主富豪家借粮度日，等到秋天田里粮食丰收的时候归还。
在这样的时节里，宋朝的地主富豪小斗出，大斗进，变本加厉和穷人结账，到了秋天，本来借了一斗米，还十斗都还不清，形成了宋朝时候典型的高利贷。
还不上高利贷，佃农只有卖身为奴世代为地主豪强扛长工，平民则以自有土地顶账，以至于破产。
土地飞快地流转到大地主手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破产的平民不是成为佃农，就是沦为流民。
流民衣食无着，难免寻衅滋事，进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据此，王安石制定了“青苗法”。规定以后青黄不接时候，地主豪强不能再借贷了。
借贷的事情改为官办。老百姓再要贷款、借粮，可以向官府借贷，官府按每半年二分利息的标准收取。
王安石认为，这样一来，可以大大地限制民间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可以提高老百姓的劳动积极性，缓和基层矛盾，还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何乐而不为？
“青苗法”动了地主富豪的奶酪，断了既得利益者的财路，肯定让他们不乐意。
新法一推出，咒骂王安石的声音便响成一片。
如果说王安石的头板斧动了地主豪强的钱袋子，那么第二板斧来得更猛烈，彻底让他们丢尽了面子。
我国封建时代，给皇家做义工服差役是每个臣民与生俱来的义务。
如果有人家被皇家免去服差役，那是相当荣耀的事情。
宋朝的大地主来源有二，一是官僚世袭；二是皇帝分封赏赐了田产的有功人员。这些人及其后代在宋朝过着相当安逸的生活，享受着免除差役的特殊国民待遇。
王安石制定的“募役法”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把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任何人家都必须服差役，曾经享受免除差役的世袭官僚地主也不能免。
当然了，官僚地主自己是不必亲自去服差役的，但是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钱，让官府雇人来替你服差役。
也就是说，“募役法”把官僚地主享受了百年的特权间接的给取消了。
免除差役让官僚地主出钱，出点钱其实不是问题，关键是这样做了就太没有面子了。
享受了百年特殊待遇的官僚地主们对王安石恨到牙痒痒。他们怎会甘心自己的命运任由王安石摆布？
王安石的变法步伐并没有因为反对和咒骂的声音有所停顿停，不管既得利益者感受如何，他的第三板斧子便使了出来。
宋朝的官僚大地主蓄积田地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他们一面大肆侵吞兼并平民的土地，一面隐匿瞒报田地的真实数量，以规避上缴皇粮国税，这样时间一久，统计在册的田地数量越来越少，国库的收入每况愈下。
针对这个问题，王安石制定了“方田均税法”，下令全国开展土地普查，核对田地数量和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照肥瘠分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土地普查清查出来官僚地主为逃税而隐瞒的大量土地。
王安石按照土地的等级来收税，政府财政收入立竿见影地增加。仅仅这样一个举措，大宋国库就聚敛了大量钱财，神宗见了喜得合不拢嘴。
官僚大地主的税赋增加了，特权没有了，一个个气愤不已。都是变法搞得鬼，他们恨透了王安石。
王安石的变法意志是坚决的。对于一直伴随着变法的反对声，他一边和反对派展开辩论，一边以巨大的精力投入到变法中。任何人在他耳边说变法的坏话，他都毫不留情坚决地予以驳斥，执意要将变法进行到底。
明朝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将王安石嘲笑为一个性子执拗，连佛菩萨都劝转不了的“拗相公”，虽然语含讥讽，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安石坚韧的个性和不屈的意志。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段话本非王安石所言，但因符合他的思想和行为，经过《宋史》的宣传，就归在了他的名下。
其时，王安石因变法招来朝野齐声咒骂，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止变法，而是咬牙坚持着。
北宋亡国，南宋建立后，人们开始思考北宋灭亡的原因，时人为尊者讳，不说帝王政体及国家政策的问题，却把亡国归咎于变法，认为是变法引起的国家混乱。
王安石是变法的肇始者，自然会被后世持不同政见的历史记录者所诟病。
南宋文人的大量作品中对王安石就没有多少好评，埋怨咒骂之声不绝于书。
《宋史》作者明显采信了编派诋毁王安石的说法。及至今天再来读过去的这些记录文字，我们更能从中看出王安石变法遇到的阻力之大和个人意志之坚韧。
变法是一项浩大的国家工程，涉及到王朝的方方面面。
从以上提到的三项变法内容我们不难发现，这场变法的一个主导思想便是开源。
为了改变宋朝财政状况的窘境，王安石使尽了吃奶的力气为皇帝敛财。
王安石选择了一件得罪人的差事，他上任变法以来，就备受争议，质疑声，反对声，诋毁声在神宗那里不绝于耳。
请求皇帝法办王安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神宗虽然有所妥协，但并没有听信守旧派的话落井下石，治王安石罪。
王安石身居高位，是神宗面前的第一红人，实实心心勤勤恳恳为了赵官家的日子过得更长久更富足，才干了得罪人的活计。
神宗明白，王安石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他好，自然厚待他。这件事神宗拎得清。
但王安石是孤独的，他的变法措施把当朝的官僚地主都给得罪了。反对者群起而攻，齐声喊叫着要王安石下台。
皇家的老婆娘也被反对者动员起来。神宗他妈跑到皇帝面前哭哭啼啼地跳大神，把王安石说成魔鬼一般，说不严肃处理王安石不足以平民愤，解民怨。好像王安石要抢了赵官家的饭碗似的。
追随在王安石身边所谓拥护变法的，多是新进官员，才刚做了地主，还没有积攒下多少财富，为了手中权力着想，还是有变法意愿的。
还有一些心存钻营，想在变法中捞取好处的家伙，眼见得反对声音高涨，心里发虚，便不能与神宗和王安石形成合力。
在反对声浪高涨的时候，王安石被解职，很多人左顾右看，立场开始动摇，变法的前途堪忧。
王安石在强烈的反对声中，为了舒缓朝廷中激烈的反对情绪，主动辞职回家。
神宗要变法，就离不开王安石，一段时间后就再次启用王安石。
不过，这时候的神宗已然部分接受了守旧派的说辞，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也有些摇摆不定，在新法施行中多有妥协。王安石做事再也不能得心应手。
晚年的王安石身心疲惫，疾病缠身，就在这个时候，他才华横溢被寄予无限希望的儿子王雱英年早逝。
这件事严重打击了王安石的进取心和事业心，自此他心灰意冷，再无做事的心气，决意辞官回家，永远离开是非之地。
神宗虽然有些不愿意放王安石离开，却也没有好的理由再挽留。
王安石变法虽然遭受了种种挫折，执行中打了不少折扣，但在神宗朝一直没有停止下来。他设计的变法蓝图影响了北宋王朝之后几十年的历史。
王安石虽然退休了，但变法并没有停下来。
在神宗皇帝的亲自主持下，变法缓慢地，不情不愿地推进着，虽然取得的成绩不大，但也极大地改变了宋王朝的面貌，朝廷的财政状况大大地得到改善。
据说，神宗在位十余年积累的财富可供朝廷二十年的财政支出。后来，蔡京对徽宗说，国家的钱多的花不完，大概也是据此而言吧。
但徽宗有所不知，他老子积攒的钱根本就没轮上他去支配，如果说他执政初期真的不差钱，应该也是他哥哥哲宗给留下的家底儿，与他老子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
因为神宗国库里的钱早在他奶奶宣仁太后主政的时候就折腾净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