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被上海作家协会创办的《上海纪实》2017年第四期刊登，现登载和大家共享。同时本篇被民建中央的《庆祖国70华诞》征文评为优秀奖。
今年60岁出头，记忆中，我一生搬了许多次家，而每次搬家都和国家的形势发展都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我的生活是和整个国家命运休戚相关。
1953年农历8月初四，我出生在上海的广慈医院，从有记忆起我就知道，长寿路的358号-360号是我家，362号-364号是叔叔家，我们住在360号二楼的前楼和后楼，亭子间是厨房间和堆放杂物的地方，358号是房客刘华贞住的，楼上阁楼是“小白玉”一家住的，楼上的晒台是公用的，楼下的358号-364号是新大昌布店。
据父母亲告诉我，这房子是解放前夕，我祖父用30根金条买下来的，买回后才发现大房东早已把房子租给了二房东。二房东是以五年前的房租合约价格，付给大房东金圆券,而二房东向房客收取五年前房租价格的黄金，因二房东是大自鸣钟一带的流氓，大房东只能自认倒霉，他没有利益可得，就把房子卖了。祖父买了房子，是跌入了一个陷坑，到解放时，我们家居然没有进去住过一个晚上。
解放后，父亲通过司法途径，打赢了官司，这才算住进了自己的房子。1957年，说父亲乱说乱动被抓去劳动改造，母亲一人带着我们姐妹俩和一个小脚外婆生活，靠帮人家带二个孩子和帮新大昌布店缝衣裤来维持生活，同时亭子间借给里弄里做糊纸盒子的工埸间，每月能增加几元钱贴补生活。后来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生活也越来越困难，里弄居委相中了我家的房子，1959年底，我们被迫搬出了生我、养我的老屋，那年我才六岁。
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住到了古镇罗店金家宅的外婆家。1958年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农村吃食堂，“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大炼钢铁，赶超英美”。这样的口号叫得震天响。 外婆家的房子被生产队当作食堂了，宅上金阿小因他当兵去了，家里没人住，空着，我们被生产队按排到金阿小家落脚了。
我初到农村时，对这里的一切都好奇，宅上的孩子对我这个从城里来的“上海小瘪三”也有点好奇，他们带我去看生产队猪棚里的猪，看牛，看羊，带我走小木桥、小石桥，到田埂边去拔毛针(一种野草孕育的嫩穗，拔穗放在嘴里嚼嚼，有点甜味。)。
母亲带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到农村，加上她手巧，被安排到缝纫组工作，那时农村的民风还蛮纯的，虽然外婆家在宅上也是地主成份，但大家没有太强的”阶级斗争”的意识，还是维持着原来的亲属关系，和谐地生活着。
后来食堂解散后，我们住回到了外婆的家里。1964年“四清”工作队进入农村，很快掀起了清“四不清”行动，前期的“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期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运动，这些运动把农村搞得人人自危，人的思想随之复杂起来。这时，父亲的劳动改造期滿，上海市区的房子已经被房地局收用了，父亲无家可归，只得来随母亲来投靠岳母家。可是，那个年代，哪里肯收留一个刑满释放的劳改犯，无奈，母亲只能又带着我们回到距离罗店镇十里路的祖籍王家楼。那时我12岁，读四年级。
到了王家楼才发现，原来祖上的房子有一半，在土地改革时分给两家贫农了，我家算是上中农成份，所以名下还保留着三间半平房，其中有二间被生产队占用作为仓库。我们回老宅，生产队也不欢迎，虽然母亲求爷爷告奶奶，好说歹说才算让我们入户，但一间房还是要让生产队当化肥仓库。
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户籍很重要，粮食、布、糖、香烟、火柴等主要生活用品都要根据户口凭票供应。父亲是“四类分子”定粮每月只有28斤，但必须要接受监督劳动，干强劳力的活，因为他是“四类分子”，还没有自留田。当时我家吃饭本来就十分紧张，父亲回来后，吃饭更是个大问题。生产队按每家的定粮,分配”一熟”口粮，我家总是吃不到下季粮食成熟，只能到浏河等地方买点山芋，南瓜等副食品来充饥。可山芋这东西，根本不耐饥，半饥半饱便成了一种常态，有时半夜里饿醒了，只能干瞪着眼直到天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读书生涯就此结束，小学毕业的我，14岁就参加了生产队劳动。好在我吃得起苦，经过几年的劳动，家里总算也积蓄了几百元钱，开始筹划翻建我三间半破烂的旧平房，买不起砖头，我到上海的工厂去弄煤渣、矿渣，自己做砖头。缺瓦片，用平时省下来的柴草到窑厂去换瓦片，缺横梁，用短钢筋接，再用水泥浇铸水泥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72年，我请了几个同伴，完成了我三间半平房的落地翻建工程，当搬进铺上水泥地的新房时，心里有一种成就感，喜欢不尽。
谁知，”农业学大寨运动”再起高潮，王家楼也不例外，我住了十个月的新房，被规划中的北新塘“规划”掉了，只能落得一个被拆除的下场，我家无奈搬迁到北新塘的北面的农民新村。因是四类分子家属，我家原来的三间半平房，只能翻建一幢半楼房，折腾了半年才算完工。这次搬进新居时。我全然没有了上次的那种喜悦感。
好在时代总是进步的。“四人帮”粉碎了，国家许多政策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81年 7月,国务院曾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1983年4月发布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的补充规定》，通过学习解读，我毫不犹豫地辞去了静安区住宅公司竹建队的工作，租借了罗店镇罗溪七队的猪棚，开办了宝山县第一家竹器加工场，营业执照为001号。也就是说，我成为宝山县第一个取得营业执照的个体户。
为了能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事业，我把家搬到了工场间。尽管环境很差，老鼠、蛇和苍蝇蚊子不计其数，我却全然不顾。
这一年，我正好三十岁，应了三十而立的这句话，我有了自己的产业,有了第六次搬家。
经过一年多的辛勤经营，我的工场效益不错，单上交的税额，就占了罗店个体经济当年收税额的三分之一，因此,我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财政等有关部门非常重视我企业的发展，无息贷款两万元人民帀给我发展企业，我得以在罗溪七队的土地上建造了四幢三层楼，作办公室和住宿用，同时也造了500多平米的厂房。
当新大楼落成后，我从原来的工场间搬到了明亮的新大楼里，晚上睡在床上，望着头上雪白的天花板,兴奋得一夜没有睡着。
1986年以后，个体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新问题，所得税大幅提高，我也不得不顺应潮流而动，从30多人的生产性企业转向小型的贸易型企业。在县领导的支持下，我组织了7家个体户，建造了宝山县的第一家个体经营商场“大华商场”，每家二间门面，楼下经营，楼上住宿，这是我的第八次搬家。
九十年代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又恢复和坚定了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特别是修改了宪法章程，明确指出,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于是，我又萌生了发展事业的决心，1996年在罗南的远景村购买了8.5亩土地，投资了近千万元人民帀，建造了华方大酒店，
并且也把家搬到了酒店，这是我的第九次搬家。
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我把华方大酒店转让后，改做其他行业，1999年经朋友推荐,在万荣路的永和路口购买了一套6楼复7楼的复式房子，住了四年，因没有电梯，2004年又置换到了中山公园附近的路易.凯旋宫。
路易.凯旋宫是五幢高层建筑的小区，走进大堂，中央空调恒温，四季如春，走进居室，中央净水，中央热水24小时供应，站在阳台上，眺望前方，各式房屋建筑重重叠叠尽收眼底。小时候去南京路24层高国际饭店认为是很奢华的地方了，现在住30楼的高层公寓房子，这是我以前做梦也不敢想的，这是我的第十一次搬场。
2009年由于转行后情况较好，我们在莘砖公路的漕河泾开发区松江科技城购买了近600平方的办公用房，把公司的经营业务全部转入了该地域。优雅的环境，社会化的生活服务，坚定了我再做几年生意的决心。
生活条件好了，手头的经济宽余了，期望值也随之提高了。2012年我在上海近邻的汾湖购买了一套400多平方米的别墅，
作为休息度假用房，这房子三面环河，河道直通淀山湖，湖水清澈，空气清爽。在河里放上几块地笼网，周末来度假，起一次网，那鱼、虾、蟹、螺丝是我一周的荤菜了。但住别墅，其花园需经常整理，这样的劳动是周末必须做的体力活。当用割草机把整个花园的草坪割完时，闻着幽雅清香的青草味，坐在花园的荡千秋椅子上，看着平整的花园草坪上割草机割草留下的一条条痕迹，那种喜悦感由然而生。
屈指算来，一生中我已经有了十三次的搬场、建房、买房经历，这个经历不仅记录了我和我家生活的一次次变化，同时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不断发展的缩影。每每回顾这些变迁，我的心里就会生出许多感慨和感伤，但更多的是抑制不住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