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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三那年，我觉得自己长大了。人有了秘密就算长大了，是这样吗？可这个秘密还有一个人知道。
这一年，班里来了个姑娘，名字叫方子薇，诗一般的名字。皮肤很白，微胖，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微笑。这股淡淡的笑意，让人觉得她不难接近，却又很难接得近。她头发有点长，过肩，总是用橡皮筋扎起来。那种白色毛线裹缠着的橡筋。
她就坐在我的前面。我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黑黑的头发和白白的橡筋，像黑夜里的星星，微弱的光在大片的黑里若隐若现。她坐下或站起，带着甩动的头发，扇过来的气息涌进我的鼻子。很好闻的味道，有点涩、有点酸、有点尖，一溜地钻到心底，沁人心肺，让我心旷神怡。
从此，我有了一个新习惯：早早就在座位上等上课的人都到来，迟迟还在座位上等下课的人都走开。和我最好的同学曾明权，就是后来知道我秘密的那个人。他说我有毛病，改性子了，之前吊儿郎当，搞事起哄的样子不见了。这时他还不知道，我只是为了闻方子薇坐下和站起，头发甩动带来的那股气息。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瞬间就能钻到心底的气味。让我痴迷。说不出来是什么，却牢牢地吸引着我。
这是我的秘密，不能对人说的秘密。
我还发现了一个不算秘密的秘密。方子薇很少说话，偶尔说的话只能叫字，不叫句。她说话很慢，总是不够听。即使我很留心，也没能听到她有说多少话。老师们提问不会找她，女生们八卦不会找她。她也从来不主动提问题，像个隐形人似的。即使在课室外，集会、早操、体育课那些嘈杂喧闹的场合里，我还是能够一眼就找到她。她像个外星异类一样，在涌动的人流中停滞，在喧闹的噪杂里沉默，显得无影无踪，又格格不入。
每个月都会挪一次座位，以列为单位左右移动。据说是为了防止眼睛斜视，左边看久了需要右边看看中和一下。
座位在中间时，她下课后会走出教室，站在走廊的栏杆边，也不凑人堆，独自一个人眺望着远方，有种“步上层楼欲说愁，欲说还休”的忧伤。脸上还是淡淡的笑意，看不出一丝的变化。我也装模做样地叠好书本，缓几拍跟她出去，在离她有点距离的地方跟同学们心不在焉地寒暄着，眼角的余光不断地捕捉着她的动静，心里默默数着上课铃敲响的时间，赶着点先回到座位，坐好，狠狠地呼掉胸腔里积压的陈气，等着她坐下来时扑过来的气息，再深深地吸一口。一口等待了45分钟的气息。
座位调到窗边后，下课时她就很少出去了。她总是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呆呆地望着窗外，看着窗外的云卷云舒、叶落草黄，听着鸟叫蝉鸣、风吹雨打，就像一尊雕像，一动不动的。起初，我还想等着她起身，慢慢地就失去了耐性，几次装模做样的蹩脚动作后再也装不下去，最终放弃。不得不走出去跟同学们胡天海地地吹牛。不然，两个人孤零零地近距离坐在教室里，会招来非议的。
那时，男女同学之间几乎是不说话的，偶尔说话也仅限于班干部之间的公事交流。那时的规训都是强硬的，死板的，不能变通的；不像现在这么到位，这么润物无声。牛仔裤不能穿，头发不能烫染，谈恋爱是绝对禁止的。学校里还传着一则消息，六班有一对早恋的给开除了。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我没去核实。我在一班，一班和二班是县一中的重点班，都是从全县几千个学生里考进来的尖子生。这些学生大部分就住在县城，像我和曾明权这些，从各个镇里来的，需要内宿。学校对我们的管理更加到位：起床、上课、下课、自修、睡觉都有铃声催着；吃饭虽然不响铃，但过了时间就要饿肚子。饭菜都是自己准备，用一个铝制的饭盒把淘好的米和配好的菜装好，盖紧，放在学校食堂的大蒸笼里蒸。赶不上时间就没饭吃，过了时间可能就给别人吃了。
我们那时还没有校服，穿的都是自家准备的衣服。男生夏秋会穿背心或薄薄的汗T恤，都是白色的。很多穿久了变成不均匀的土黄色，仔细看的话，还能发现几个小破洞。偶尔能见到“某某单位什么比赛”的字样，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也可能是家里哥姐或长辈的。穿有字样背心的同学，总让人觉得有种遮掩的做作感，遮掩下面是故意的显摆，做作里头是蹩脚的矜持。不说也罢。也有穿短袖“的确良”衬衫的，女生就多穿这个，里头还有宽肩的背心。女生可能比男生更耐热。
我有两件白衬衫，一件短袖，一件长袖；可衣领和袖口上的黄褐色的汗斑总是洗不掉，平时很少穿，特别的场合才会穿一次。
冬春时节，男生穿的多是残缺的小号中山装，或少两个口袋，或缺几颗纽扣，深蓝色或军绿色老粗布做的；女生是小翻领的上衣，用料依旧是老粗布，深蓝色或者灰色。间中可以见到几个穿灯芯绒外套的女生，无疑她们都是县上干部家的女儿。
鞋子，夏秋是拖鞋或塑料凉鞋。拖鞋一般是人字拖，有弹性；凉鞋是那种包头或开口的、两边有洞的一体压模出来的塑料鞋，死硬死硬的。那时的脚糙得很，硌着也不觉得疼。冬春是穿解放鞋或白布鞋。那种自己纳底的老式布鞋再穿出来就会被别人笑话，起先是有的，慢慢就消失了。
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形：体育课或运动会的时候，有个别的同学会穿运动服，跟体育老师的服装一样，蓝色或红色的，从肩膀到袖口有两道白条条，柔软贴身。羡慕死人了。
方子薇的服饰着装无疑是那个时期的顶配：透明的凉鞋，小头的白鞋，白衬衣上带有细细的条纹，红色灯芯绒外套的口袋包着黄色的边，里外都透着精致。有几次，我坐在她背后还能看到她不时露出来的背心上有“三枪”的字样，“三枪”可是那时候的名牌，一般人穿不起。没见过她穿运动服，可能跟她体育很差有关吧。
后来听说，方子薇是学艺术的，因为手指摔坏了，拉不了琴，给省上退了回来，才来到我们班。我没问，也没人可问。班主任可能知道，他肯定不会说。毕竟这是方子薇的伤心事，大家都不忍心去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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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曾明权是下面镇里的，因为文化成绩优异而被县一中招进来。我们住在学校里，每周要回一趟家，补充油米酱菜。
从学校到家里，踩单车要2个小时；回学校多是下坡路，也要一个半小时。曾明权家比我家还远，要加半个小时。
每周六下午，我们吃完午饭，就会收拾好已经空了的瓶瓶罐罐和米袋子，从车棚里找出盖着厚厚灰尘的自行车，准备回家。
我的自行车是单杠26寸的“永久牌”，上初一时我爸刚买的，还挺新，比曾明权的轻。他的是28寸双杠的，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后面有个长长的大铁盒，锈迹斑斑，一看就知道是有岁月的家伙什。我的个子比他高，单车比他的矮，骑车时，我只要坐在车座上，一蹬踏脚板就可以上路了。他不行，他要蹬好几次踏脚板，等速度起来，右腿从后面摆过大铁盒，屁股才能坐到车座上。像狗撒尿一样，挺考究技术的。有一次下坡，他的刹车线断了，控制不了速度，人车分离飞了出去，摔了个五股趴地，像狗吃屎一样满脸都是泥，手掌和膝盖都磨破了，流着血，车轮也变形了。我就没事，一有什么突发情况，两脚夯地，就稳稳停住。不赶时间的时候，我们会换着骑，每次他都舍不得还我。就是还我后，还是啧啧称赞，说以后一定要换一辆我这样的。
回家的路，先到我的那个镇。在镇头的岔路口，我们就分开了。约好明天中午一点半在这里汇合。
回家真好，可以胡吃海喝，可以跟爸妈吹牛，最重要的是可以不按时间睡觉起床。自由在每周的这一刻显得尤为可贵。一周的粮草自有老妈帮我准备，我从不操心。
周六的晚饭在家吃，老妈总会想尽办法补充一下我的营养，丰盛自然不在话下。周日的晚饭要提一提，老妈通常会在另一个铝饭盒里给我塞满已经剁得大小合适的，沁过调料的猪手，有时是炸好的酿着香菇肉碎的老豆腐，偶尔也有鸡翅鸭腿什么的。这些东西不能留，当天就得吃完，不然会坏掉。这顿饭通常就我和曾明权两个人吃，每次他都吃得见牙不见眼的，打着饱嗝说，以后一定请我吃猪脚。我心里在鄙视他，这是猪手好不好，猪脚能有这嚼劲？
曾明权家境比我的差。他每周带的粮草就是糙米、咸菜、晒干的萝卜腌成的老菜脯，还有黄豆和带着渣渣的猪油，几条瘦小干瘪的鱼干算是肉食，还不常有；最多的是番薯，一大蛇皮袋，自家种的。一周六天里，他至少有五天都放着带咸菜味的屁和喘着带咸菜味的气。他经常咬牙切齿地跟我说，一定要离开这鬼地方，去北京，去省上，最差也要到市里工作。再也不吃咸菜。谁吃谁就是狗娘养的！他说这话时透着股阴森的狠劲。挺瘆人的，我有点怕他。
曾明权的成绩比我的好，他是班长。平日里看着一本正经的，说话也铿锵有力，很有权威。但他在我面前不是，私下里都是我说什么是什么，估计是吃猪手吃的。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现了我的秘密，我保证此前没有主动跟他说过。有一天，曾明权挤眉弄眼地跟我说了一个字，老半天才听懂，是“O”字。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你懂的。我说，我不懂，你别绕，直说。他支支吾吾的，后来我威胁他，再不说，我的“永久牌”就休想再碰。他只好解释，“O”不就是圆吗？圆对应方，方是指方子薇。他还说他知道我一直在注意方子薇。我当时的反应就想翻脸骂人，有种做坏事给揭穿的老羞成怒。不过后来忍住了，再后来还有了窃窃自喜的感觉，那种在漫漫黑夜里看到光明，长久埋没在心底的种子发芽的感觉。
一种寻求理解和支持的欲望让我向他敞开胸怀，压抑了很久的倾诉欲得到了释放。我从遮遮掩掩到滔滔不绝：跟他说方子薇那淡淡的笑容，跟他说方子薇那欲说还休的忧伤，跟他说方子薇那望穿山石草木的寂寥……不过，方子薇身上气味的事没跟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还是要保留一点好，不能都说了。不然就像光屁股走在大街上，不安全。
不过，曾明权知道了也好。我可以名正言顺地跟他索要“O”的资料。他是班长，可以假公济私，从班主任那里弄到所有同学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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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度的班级篮球赛，三年级六个班先抽签对打淘汰掉三个，剩下三个进入循环赛。我们一班艰难地磕掉四班，竟然在循环赛的第一轮有如神助似的战胜了五班，即将跟六班进行最后一场决赛。六班是体育特招班，文化是渣渣；我们班是文化班，体育是渣渣。想想就该知道结果。大家都知道，在所有的球类比赛里，唯一不出现意外的就是篮球赛。
我们班主任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居然无比重视这场比赛。兴许是文化奖太多了，想得个体育奖，在万红之中添点绿。
比赛在下午四点半开打，运动白痴的班主任怕我们肚子饿，居然自掏腰包，在开赛前让曾明权带着两个同学扛来一簸箕刚出炉的菠萝包，还有一大锅热腾腾的豆浆。菠萝包飘出的香气，热豆浆散发的甜味，让我们几个正选队员肚子“咕噜咕噜”叫了起来。我抵挡不住吃了三个菠萝包，两碗甜豆浆。其他几个队员也跟我差不多，狼吞虎咽的。班主任看我们吃得热烈，按耐不住地说，多吃点，吃够了就有力气赢球。仿佛我们把菠萝包和豆浆都吃完、喝完，球就赢了似的。
只有梁公子例外，他没吃班主任送来的包和豆浆，只喝自己带来的矿泉水。梁公子也是县里青少年篮球队的队员，本来他应该跟其他三个队员在六班的，因为他爸是书记，才放到一班。
比赛哨声吹响的时候，我们几个才抹了抹嘴角的面包屑，松了松紧绷的裤腰带，狠狠地跺了跺脚，上场。
上半场20分钟，场面惨不忍睹：我们几个给面包撑得跑不动位、跟不上人、投不出球，只能按着肚子，嘴巴在乱嚷。梁公子一脸黑线地看着我们几个，无奈之下，只能一个人单打独斗，勉强进了几个球。结果是悲催的：12：28。我们落后16分。
熬过中场休息的15分钟，班主任的苦心终于见到了成效。几个人肚子里的面包和豆浆开始转化成力量，慢慢地越来越有章法，分数也在渐渐逼近。六班不得已叫了一次暂停，此时的比分是：26：35。他们安排两个人盯死梁公子，这恰恰是他们最大的失策。再战开始，他们剩下三个人打我们四个人，我们叮嘱两个体能和力量好的队员反盯他们两个主力，剩下二打一的自由人态势。我方屡屡得手。
我越打越勇，越投越顺。最关键是，我在人群中看到了“O”。她一反常态，竟然也在呐喊加油！也许是比赛氛围把她推进梦境，也许是赛场气氛把她拉回人间。她叫得那么投入和专注，叫得那么张扬和无所顾忌。以致她从来没有松开过的黑发也散落在肩膀上，纠缠在脸颊上。双手紧握着拳头，富有节奏地在胸前挥舞着，不断地鼓动和推高口中的呐喊声。
“一班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