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可存墓志铭“捕获宋江”真伪考
1939年在陕西府谷县杨家沟出土了折可存（北宋将领）的墓志铭，1951年移千佛洞,荒废多年，1975年被寻获。
折可存在宋史没有传述，由此志得知：其卒于1126年，葬于1130年，铭文为范圭（北宋名臣范镇曾孙，折可存的女婿）所作。折死时31岁，范圭还是个孩童（15岁左右），对于铭文所记之事不可能经历，内容应是折可求（可存之兄）先拟，后以范圭(折可存子早亡，无后，只存女)的名义所立。
此铭的焦点就是对于捕获宋江的记载(是历史宋江，不是小说中的宋江)，因系出土文物，正常来说真实性应该是肯定的，但没有明确时间，一直质疑不断，下面我们就摘取铭文“取江”的部分进行分析。
原文：“……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
原文释解:“腊贼”指方腊，“班师”指将军出征，在胜利之后回到都城，班师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私自回京可以定性叛乱，根据《皇宋十朝纲要》记载，宋徽宗于三年五月十四日下诏，令谭禛留浙，处理江浙残寇，童贯班师。可见，方腊被俘后，班师分两次，一是童贯在五月份，第二次是，谭禛在宣和四年三月前。查阅史料，在八月有折可存的记载，表明在五月没有随童贯班师，应是第二次随谭禛班师，我们可以推算一下时间。朝廷于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开始出征，宋史说一共四百五十日，那么铭文的班师日期应为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三月二十六日。
“国门 ”指的是京师开封或附近。“奉御笔”，一般理解，御笔就是皇帝亲笔，南宋初徐俯说“自宣和以来，所以分御笔、圣旨者……轻重不同也”，御笔并不都是皇帝亲笔所书，他人(童贯居多)可以代笔，以皇帝名义下的一种公文，并不一定是皇帝亲自下命令，很多文件都是以此开头（皇权社会，以此压人）。折可存其人，虽祖先显赫，但到了他这代，家族衰败，影响力降低，征方腊连个名都没有，充其量是个下级军官，奉御笔不可能，而由于宋徽宗对童贯的信任，给了一个特权，那就是：如有急，当以御笔行之“，所以这个御笔，可以肯定，折可存奉的是上级命令，也就是御笔。
“草寇宋江”，指没于山林草莽的盗匪宋江，靠上官府，称谓就不一样了，比如《宋史.卢法原传》，史斌被称为：叛将，《三朝北盟会编》称杨志为“招安巨冠”,而宋江没有这样的名头，说明以前还是“盗贼”，可以剔除诏安，复叛的可能，应该是第一次捕获。武节（功）大夫，只是荣誉头衔，没有实权,但属于正式编（押司是合同编）。
“不逾月继获”，不逾月，说明过国门没到一个月。“继”古汉语继续，承接，随后的意思，继获，指擒方腊后再次擒获。
以上的大概意思（其它略去）是：折可存先是擒的方腊，后来班师过京城，又接到上级命令去抓占山为王的盗匪宋江，一个月内捕获了。
史料记载，方腊被俘于四月二十七日，宋江就擒，五月三日，由于二者间隔仅七天（帮源洞到连云港约800公里，宋代骑兵最快不过100公里），如果说折可存“取江”，在交通不发达的北宋，就是累死也到不了海州，擒腊后不可能再次捕宋，与铭文相矛盾。又有观点认为宋江是降后复叛，被折可存捕获，此说虽与铭文相吻合，但用墓志铭去验证历史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实属可笑。一石碑文究竟能否证明折可存捕获宋江，至今史学界没有统一定调，下面就以“国门，班师及草寇”三个要素,商榷一下铭文”取宋”的可能性。
[if !supportLists]一．[endif]张叔夜（宣和三年二月）招降宋江。
此次招降，虽不符班师过国门，却是唯一有史可查的，所以例入，仅供参考。
《东都事略》载，宋江被擒在五月，而宋史（等）言为二月，经与《宋会要辑稿》核对，五月有误。
“宣和三年五月三日，诏：…唯徽猷阁待制知海州张叔夜……能责所部斩捕贼徒，声绩著闻……宜各进职一等”（《宋会要》第一百七十七册，兵十二），
对比发现，五月不是宋江就擒的日期，是宋徽宗下诏表彰张叔夜的日期，宋江招降早于方腊（四月）就擒，以二月为准。
《东都事略》顺序应更为：
“二月，宋江就擒……，夏四月庚寅，……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
宋江在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十五日）进入海州，月末前招降，《宋史》（元编）所载过程简略，寥寥数语，根本看不出宋江据贼的身份，应抄于宋代典籍，不是原创。
史料对于宋江义军的记载极其有限，所谓的战事都是由死者（《折可存，蒋圆，王登，王师心等墓志铭》）引出，真伪无法核实。海州千人就能搞定的事，还用宋徽宗操心吗？在沭阳，八十个弓箭手就能击退，就这低档的作战水平，侯蒙也建议去打方腊，脑袋穿刺了？一个普通的战例，折可存却称“势若建瓯”，蒋圆也因此“赐对”？明显不现实啊。看来，宋江的威慑力远不止如此，“（王）师心为海州沭阳尉，遇京东剧贼数千人，浮海来寇”（《王登墓志铭》），这个记叙是比较中肯的，宋江数千人俘海来犯，规模应是不小的，有限的几个墓志铭根本不能涵盖宋江的全貌，后人以此揣度出的征战史，可信度都不高。
还有许多史料没有被挖掘，只停留在表面，如果以上实物没有出土，宋江就匿迹了吗?所以不能妄下最终的结论。另外有传宋江招降后被杀害，埋在海州白虎山下，俗称“好汉茔”，还有石刻为证，其实这是穿凿附会，题字日期为宣和庚子重阳，也就是宣和二年九月初九，而海州招降是宣和三年二月的事了，二者怎么能混为一谈呢？所以“好汉茔”也许埋过义军，但与宋江无关，其被杀于此就是个传说（《嘉庆海州志》载：……为知州张叔夜伏兵诱战，烧船，擒，降，杀之.志摘取宋史，不足信）。
各种史书分载，“江乃降”，“迫降”，“被擒”或“相与出降”，语出同意，但不一定是史实，应是诏安。统治阶级为了贬化义军而不用褒义词，这样的情况很多，比如，《大宋故赠宁武军节度使刘公墓志铭》提到“乙巳二月，收捕高托山于京东”，其实不准确，高托山没有被官军擒获，最后诏安了，为了突出逝者的功绩，就把诏安写成了收捕。
张叔夜是恩威并进，宋江才主动招降的。之后没了下文，因张叔夜传是记叙本人生平政绩的，继而升迁济南，与宋江后来之事无关，中断记载是正常的。此后学者有了种种猜疑，“宋江以二月降，方腊以四月擒，或藉其力”（清.梁章鉅《浪迹丛谈》），但降后的活动轨迹，散见于其它史料。
《东都事略》卷十一徽宗本纪注解，“……会张叔夜招降梁山宋江，使属熙河前军统领辛兴宗……令攻杭州”，表明，宋江招降后，开往浙江，编入辛兴宗所属的部队，参加了四月以后的攻打帮源洞之战。
令据《赵忠简公言隐录》，“叔夜一鼓而擒之，实公定计于先也。再议睦寇，则以寇或攻寇贼，表宋江为先锋，师未了旬月，贼以俘献……”。张叔夜用计招降宋江，目的很明确，就是攻打方腊，而且宋江“不辱使命”，在一个月内就有成绩了，把方腊擒获了，这些功劳正史是不可能记载的。
折可存（所属西军）于宣和三年二月十三日开始总攻杭州,于二十日结束，而此时宋江正进犯海州，以路程和时间来看与折可存没有任何关系（隶属及辅助）,是张叔夜一己之力，但也印证了降后征方腊无可辩驳的事实。
红鹿山感言：
宋江也希望社会公平，公开，公正，但事与愿违，办事托人，找关系，自己也深陷其中，谋取私利.看透以后就改变套路，在宣传上恨官不公，骂官不廉，自己又拼命去当官，封妻荫子，实际和前朝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人的本性，被蒙蔽的是手下的民众。
在两宋，那些朝堂之上的仁人义士，表面上道貌岸然，忠君爱国，逢人说大义，一旦金国入侵，背后临难就变节，曲躬投敌。你看靖康之难，有几个官员能不忘初心，保持民族气节？爱国的永远是底层下流之人。“圣人心涤世外,最下之人扰于世”，其实老百姓也想做圣人，但没有圣人的资本啊，圣人可以从宋到金为官，而老百姓只能为奴啊，所以才“扰于世”。,没有办法啊。
二．宣和四年三月班师，捕获宋江。
1.招降后征方腊，复叛。在宣和四年三月前，此时浙东义军被彻底镇压，宋军班师，在到达京城附近时，宋江（或回老根据地）复叛，折可存奉命捕获。这个假设也不合理，若宋江想复叛，也不能等到把方腊义军斩尽杀绝，再去复叛，傻子都不会这么做，且时时处于朝廷的监督当中，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和谋划。
折可存做为留守部队与宋江共剿义军，结束后，一起班师过国门，朝廷对其表彰，有李若水的诗《捕盗偶成》为证。另外，朝廷准备四月攻辽，如果宋江复叛，必然波及手下，不管是否参与，都得定人清除，不能从事重要岗位，从杨志做为选锋来看，没有这种可能，再则复叛与“草寇“不符，此观点言宋江复叛，没有史实依据。
2.招降后没有征方腊，复叛。
以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的两个宋江论比较流行，出现在征方腊将领名单上的宋江是西军的军官，而不是招降的“草寇宋江”，其实这种观点是专为折墓志铭所量身打造的，意思是宋江在海州招降，没有去征方腊，在它处叛乱，宣和四年三月，折班师到达京师奉命将其擒获。其实这种判断极其幼稚，既然说“草寇”，就是第一次，那么怎么还认可招降过？日本人怎么能明白中国历史，另外史料记述，出征的将领非常明确：（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令枢密院起东南两将（第一将、第七将），京畿一将（第四将）前去捉杀……于是陕西六路汉蕃精兵同时俱南下：辛兴宗、杨惟忠统熙河兵；刘镇统泾原兵；杨可世、赵明统环庆兵；黄迪统鄜延兵；马公直统秦凤兵；冀景统河东兵；刘延庆都统制诸路兵马” 《宋会要辑稿·兵·10之16》，可见，出征将领的名单上没有宋江的名字，而在两浙征方腊的将领有：王禀，王渊，黄迪，刘光弼，刘延庆，辛兴宗、杨惟忠，刘镇，杨可世、赵明，赵许，宋江，姚平仲，刘光世，梁方平。（内容略去，资料来源《皇宋十朝纲要》，《通鉴记事本末》）
西军出征时没有宋江之名（翻遍西军的所有征战记录没有发现宋江的名字），征方腊时有，很明显是后期加入。
再看一下征辽的名单，“……种师道总东路之众屯白沟，王亶将前军，杨惟忠将左军，种师中将右军，王玶将后军，赵明、杨志将选锋，辛兴宗总西路之众屯范村，杨可世、王渊将前军，焦安节将左军，刘元国、冀景将右军，曲奇、王育将后军，吴子厚、刘光世将选锋，并听刘延庆节制。以刘韐、宇文黄中为参谋，邓珪、邓管为廉访使者”（《宋会要辑稿》兵·八十三——十五），随后的伐辽，宋江又失踪了，既然宋江是两个人，征方腊一起显露，结束后共同消失（双胞胎一起出生可以，但一起死去不现实），时隐时现，可能吗?哪有那么多凑巧的事，
宋江就是一个，他不是什么西军的军官，就是海州诏安的宋江。宋江征方腊属实，此说法不攻自破，荒唐之至。用我们自己的大脑去思考一下，宋江招降后，用俸禄养起来，坐等其复叛再去镇压，可能吗？宋徽宗的目的是以盗制盗，否则就失去意义了，赔本的买卖你都不干，一国之君的宋徽宗能干吗？
3.与真实宋江无关，捕获的是打着其旗号的其它义军（或其兄误以为是宋江）。
依据之一，折可存“擒吕师囊，群盗悉平”后回师，到达国门附近，接到命令去大名府捕获“群贼”（宋江）。《宋会要辑稿》记载: 四年正月十一日，中书省言：「检会宣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奉御笔“河北群贼,自呼赛保义等,昨于大名府界,往来作过,良民为之惊扰,久之未获。”其实这是对史料截取不当，误导世人，后面还有“……令大名府路安抚使邓洵仁选择兵将，河北漕臣吕颐浩、黄叔敖应副随军粮草，提点刑狱高公纯不以远近粘踪捉杀，廉访使者钱怿随逐监督，不踰一月剿除”（3年12月19日—4年1月11日）。
据查阅史料，“河北群贼” (此人不是李若水诗中的杨江，即杨天王，因为其诗写于宣和五年，那时杨江还在起义，而此义军一个月就剿除了)是打着宋江旗号的义军，只不过都是“奉御笔”，（前已说明，属于文书常用语。宋朝皇帝御笔数量太多了，不足为重，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a级通缉令），“不踰一月剿除”和铭文“不逾月继获”期限相似而已。此辑稿属公文性质，内容详细，具体事件到人，真实可信。呼赛保义，意思是，称号赛过保义，有超过之意，明显不是宋江。因是御笔，须上报朝廷备案，如果自呼者真是宋江的话，史料（国家和地方）应该提及，再则剿除名单上也没有折的记载，其应在千里之外的两浙，这次事件地方官府就摆平了，根本没有动用西军（属于禁军）等正规军。在两宋，农民起义冒用其他有声望义军名号的情况很多，比如，两浙吕师囊等起义，均与方腊没有隶属关系，但“用腊年号，剽掠缙云”（《宋史.良臣传》），所以“呼赛保义”者称草寇尚可，即宋江不足为信。当时河北山东起义太多，可谓处处梁山，遍地宋江，今天杀个宋江，明天又出一个，也不知道哪个真假，折可存班师途中捕获冒牌的宋江也极有可能，但至今没有考证出相关的资料。
以上三种论点，不但主观推测不合理，且客观依据也没有，此外，《蒋圆墓志铭》（原文附后）也可以验证宋江没有被捕获。
宣和二年（1120年）十二月，宋江率部攻打京西、河北等地州县后，自青州南下，进入沂州，被时任知州蒋园击败，二月，进入海州等界。蒋圆于宣和三年元月（大概）击败宋江并招降其余部，得以升迁京官{沂州到开封约400多公里,（蒋圆已七十多岁），因路途遥远及含其它因素，到开封任职最早在三月,也就是宋江招降以后}。任开封少尹三月后的某天，宋徽宗亲自召见，目的一是私事，对蒋圆的功绩予以鼓励，因为在青州击溃宋的余部，并使之投降。二是公事，因其和宋江打过交道，了解一下先期情况，探讨后续事宜。“公敷奏始末“，如果仅是沂州之事，宋徽宗不可能细问，应该是收到了张叔夜的招降报告，征求开封府（京师的司法机构）意见，对下一步工作做出安排，这个是主要的。先说一说蒋圆这个少尹是什么官职，在宋代，开封府尹的职责，“掌尹正畿甸之事，以教法导民而劝课之，中都之狱讼皆受而听焉，小事则专决，大事则禀奏"，也就是主管京师的行政、司法、民生要务。府尹都是由亲王担任，但这些亲王只是挂名，并不管事，管事的是副职少尹{或是临时委派的官员，当时府尹为王鼎（1120-1123年在任，籍贯，履历不详，应该是虚职}，而蒋圆就是少尹，司法、捕捉盗贼是其职责，可以看出权利是很大的，所以宋徽宗“陛见赐对”，找他商讨宋江事，实际就是工作调研，对于蒋圆来说是荣幸之至，而对宋徽宗来说就是例行公事，看来，宋江招降后已经被管控起来（比如征方腊），不可能任其自流。宋徽宗对于宋江重视程度很高（如果在海州被杀害，也不可能再次询问），如复叛或被捕获，必然和方腊一样送到京城由蒋圆审理（这是他的捕盗职责），地方官员不可能私自能处理。从元月（或前）击败宋江，二月后开封任职，七月（后）审理方腊。次年，正月十五转为正职，十六日又成为宫廷的厨师长，最后知通州，铭文对于其任上小的事件都记录的清清楚楚，难道捕获并审理宋江这么大的重大新闻，蒋圆都遗忘了吗？不是忘了，是没有。墓志铭可以肯定一点，即宋江诏安后，结局不明。
另外折可存到达京城，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捕获宋江（一个月内）也是一个问题。班师可以确定是在四年（公元1122年）三月二十六日，但此日不是朝廷撤军之日，而是凯旋回到京师之时{所以此日前必须到达（甚至提前）京城}，包括前后路程共四百五十天，如果三月二十六日开始撤军，得二个月撤完，那么就近六月了，耽误四月伐辽。此前，童贯(方腊被擒后)于五月十四日在杭州启程，在七月二十六日到达京师，行程大概是两个多月，如果以浙东山区为起点，期限会延长。此行程为非战时状态（涉及各种辎重运输，伤病士兵的返回，班师仪式准备，征辽人员调配等事宜），返程的速度肯定慢于来程，依此估算，以元月十七日（宣和四年）开始班师，到达京城近三月末了（约），再过国门去平乱，时间不充分了。只有在元月（前）班师，才有足够时间去捕获宋江，有资料显示，折此时（十月份以后）还在浙东山区清剿余部，诏文又明确指出，“江浙残寇留谭稹措置，俟庶事按堵，乃可赴阙”，不彻底消灭余部不许回京，故此月不能班师。
元月十七日前，开封府（京城的司法部门）没有宋江的法律记载，而在此后到四月，折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平叛，而在四月十日（一说三月二十七日，徽宗决定）西军征辽人员已经准备完毕，十四日(童贯领军十五万)，部队就出发了，折可存此时（三月二十六日）班师过国门，“不逾月”捕获宋江，就是个无稽之谈。
小论：
综上所述，不管宋江是否征方腊，现有的公私案牍都没有实据能证明折可存班师回京后捕获宋江(或其他义军)。
红鹿山感言：
十月（宣和三年），吕师囊，俞道安等义军被扑灭，虽有些零散义军还存于浙东各地，但已对朝廷不构成威胁了，故在三月（宣和四年）官宣平乱结束（主要是伐辽），实际义军没有彻底清除。据史料记载，存活下来的义军，改头换面，继续从事农耕。靖康变后，金军入侵，又操刀枪，和当年剿杀自己的将领并肩作战，共御外敌。不知此时，宋徽宗在北国有何感想，是否为当年攘外必先安内（除方腊），及与虎谋皮（联金灭辽）的政策悔悟？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子孙还在继续，只不过把虎换成蒙古了。现在亦如此，你看伊朗，面对国际制裁和多国挑衅，也屏气吞声，因为他心里明白，国外把他如何不了，但是战争一起，怕国人倒戈相向，政权就没了。
“对外，说硬话，办软事，乃误国之贼！对内，说好话，办歹事，乃人形之兽！” 左宗堂的一句话是对北宋朝廷最好的诠释。
附一 关于二次班师的时间考证
对于童贯出征日期，记载不一，《贯传》不书日期，此日期不确定，有不少事件的考证处于模糊状态。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卷四十三》载，正月癸卯（元月七日），领枢密院事童贯为江浙、淮南等路宣抚使，殿前副都指挥使刘延庆充宣抚司都统制诸路军马。
《宋史·徽宗本纪》载，（宣和二年）十二月丁亥（二十一日），改谭稹为两浙制置使，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讨方腊。按征方腊一共四百五十天，宋史记载比较合理，以此为据。朝廷在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征，在宣和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到达镇江，如到杭州再需三天，(不包括浙东山区)，来的路程约一个月左右。但这是行军，如果是驿站传书效率大大提高。如，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唐玄宗在长安，两地相隔了两三千里，六天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平均每天的速度达到500里。北宋也基本是这个速度，普通文书步递日行200里，一般机要文书马递，日行300里，敕书400里，最为特殊的金字牌急脚递文书出御前直接发下，日行500里。
杭州离开封也不过1000公里（现在数据，虽然古今里程计量有差别，但可以参考）,也就是几天的时间。在四月二十七日俘方腊当天就给宋徽宗报告了，朝廷收到后即刻连发两道圣旨，
“润五月，壬申（九日），改谭稹制置捕捉睦贼所为淮南江浙路制置使”
“丁丑（十四日），诏江浙残寇留谭稹措置，矣庶事按堵，乃可赴阙”。
九日和十四日，是童贯接到圣旨日期，不是宋徽宗发的日期，由此可见，童贯由发到收在十八日内就完成了信息的传递，够迅速的。
可以确定，童贯先行班师在五月十四日（也可以理解为九日），谭稹于宣和四年三月二十六（前）其次班师。
附二 《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圆)墓志铭》（部分）
公讳圆，字粹仲……徙知沂州。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公独修战守之备，以兵扼其冲，贼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呒然阳应，侦食尽，督兵鏖击，大破之，余众北走龟蒙间，卒投戈请降。或请上其状，公曰：“此郡将职也，何功之有焉！”除开封少尹，辄乘驿诣阙，陛见赐对。上问宋江事，公敷奏始末，益多其才。时年已七十矣，赞二浩穰，智力不少衰，以治办闻。被旨鞫浙寇方腊毕，赐三品服。元夕从登楼，上命中贵人以宝杯宣劝，一府以为荣，御笔除大卿，翌日，拜光禄卿。以疾乞补郡，遂除秘阁修撰，知通州，复以疾辞提举江州太平观，岁满再任。……实建炎四年七月十七日也，享年八十有八，……（张守《毗陵集》卷十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圆)墓志铭》）
三．宣和四年三月班师以后再次起义，捕获宋江。
宋江诏安（宣和三年三月前）以后，山东义军众多，有不知名的一只义军，在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被东平府知府蔡居厚诱降，“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第六《蔡侍郎》）受降后全部杀掉了。《夷坚志》是志怪笔记小说，不是历史，不足为信，再说“被杀贼人”也没说是谁,怎么还往宋江身上贴？
还有在海州招降宋江后，张叔夜刚知济南府，“”山东群盗猝至，叔夜度力不敌……追斩数千级” (《宋史·张叔夜传》),张用计杀数千人，其实这些是山东各地盗匪。
《夷坚志》发生的时间离宋江诏安已五载了，而张叔夜济南斩群盗，没有明确时间，应是海州招降不久，此时宋江等人正与方腊作战接近尾声。可见，以上两起义军（盗贼）不是宋江复叛，时间不吻合。当时河朔地域的义军（规模大的是叛乱，小的是盗贼）太多了，总体来说，与梁山泊可能有渊源，但与宋江毫不相干。此后发生的一系列农民起义，1123年（宣和五年）至1124年（宣和六年），张迪，高托山，张万仙，贾进等，到1125年（宣和七年）朝廷就停止对义军征剿，一致对外（金军）了，以上朝廷将领（镇压）和义军都没有提及宋江及折可存。
看出，宣和四年（1122年）四月折可存随朝廷大军征辽，都在边防（山西，陕西等）驻扎，预防西夏（虽说和解，但互相提防），战于辽金，最后被俘于山西崞县（后逃至中山府，可以看出他的普通兵性质），至死（1126年）都没有再涉足内地。
小论：对于宋江在在宣和四年以后再次起义被（折可存）捕获，这个说法没有历史依据，在四月至十一月折可存已经去征辽，没有机会再“班师”或 “过国门”。
经过推理，宋江在海州及两浙，与折可存也没有任何的联系，不存在复叛被折擒获的可能，铭文“取宋”属于无稽之谈。史料可以一窥以后之事，只是我们没有注意（非得用自己的大脑做种种猜测，也不怕累）。
“……杭州贼方七佛，有众六万，宋江用计攻破，擒之，旧属百余人亦伤亡过半。中军统制表江等职功，辛兴宗曰：‘江等原系大盗，虽破城有功，不过抵赎前罪。’统制王禀不敢争。宋江等告退，遁隐终身”。（《东都事略》卷十一徽宗本纪注解）
经与史料核对，以上注解不是同期发生，是多个事件汇在一起的，不仅有杭州一战，记述贯穿于班师前的整个过程。
杭州之战结束于宣和三年二月十八日，而此时宋江应在海州进犯或接受招降，故杭州之战没有参加，此记载有误。方腊被俘后（四月二十七日），方七佛仍继续战斗，最后被宋江所擒（暂定，史载下落不明）”.
在二月班师前，西军准备统计战功上报朝廷，辛兴宗却把宋江排除在外，并派下属告知功罪相抵，宋江没有据理力争，就黯然隐退。（“三十六人同拜爵”，应该是给个虚职，不在参与官府之事，也就是无官，但有爵）。此时折随军班师，宋江离开军队，两下就此分开，各付天涯，宋江隐退到死也没有复叛，因为三十六人没剩几个了，就是“辛予千人”，最终也得回归西军，不是不想，而是已经没有资本了。
以上资料选自《东都事略》（南宋王称），《四朝国史》的洪迈称此书“皆信而有征，可以据依”，所以说宋江隐退是有依据的（真实情况无从查考，只能依此为据），同时也验证了铭文的不确定性和以上推理的合理性，有力的反驳了某些学者以折可存墓志铭来说宋江（没有）征方腊，后被其擒获的论调，其实这都是某些人的意淫，读书故意不求甚解，想以自己的意志来改写历史。
记载宋江的史料少，有学者说是因为规模小，其实折可存（用第四将从军，是以这个名义从军，其实就是个小组长），做为一个将官（也可能与其兄{折可求}降金有关，但其它叛臣有传，说明折可存还是普通一兵），史料出现名字不过两次 “……从折可存讨方腊，……可存问计……（《宋史.杨震传》），比宋江还惨。别说内地“俘腊取江”，就是西军在边防的三大战事也是笼统说的.“获女崖，伐夏”，史料没有记载，当时宋夏战事太多，就是普通的一次，实质也不算什么大的战绩。雁门之役包括崞县之战，翻遍史料，从上到下也没有发现折可存的名字（童贯，李纲，王稟，詹度，崔忠，张孝纯，李翼，郭药师，折可求，孙翊，马扩，李嗣本，解潜，刘韐，张思正等），可以看出，他既也不是主将，也不是副将，无足轻重，与武功大夫的职位明显不符。此外，在《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引续觱撰《李翼行状》一文中偶觅一条信息，“宣和七年十二月金人围崞县，城陷，可与被执，敌诱降，……骂愈甚，遂遇害。而可存则得免……乃可求入金后之官爵”。崞县之战，折可与不屈被害，折可存和折可求因为投降金国存活下来，而铭文对于此事仅四个字“被质应州”，一带而过（这样的事能写入铭文吗，岂不有辱家声），这不是糊弄没有读过史书的人吗（忘记了，这是在地下，不是给活人看的，但也不能欺鬼神啊）？所谓的五大战绩（获女崖，伐夏，雁门之战，俘江，取腊）与史无据，全是套词，没有一句真话，难道折可求说谎不怕杀头吗？说实话，真不怕。因为折可求与大宋不是一家人了，已脱宋仕金（1129年降金），怎么写大宋法律对其没有约束力了，折可存就是由其兄创造出来的半虚构人物，有人据“取宋”一事推算出了宋江的卒年日期是公元1122年，真是拿历史开玩笑，自己都不清楚还去给他人做证明。
另外铭文的族谱官职也有虚假之疑，其曾祖（折惟忠）的赠官{赋予（或死）官员的称号}为崇信军节度使，祖父（折继闵）为太尉，父亲（折克行）为少师，谥武恭，然据《宋史》所载，曾祖赠官为耀州观察使，祖父未见赠官，父亲赠官武安军节度使，没有谥号，铭文所载与史不合，前后矛盾，胡乱往家族贴金，可见此墓志铭严重失实。你以为，自己的国家灭亡了，改变国籍了，写的东西没有人鉴证了吗？正所谓“下民易虐，上苍难欺”。
史籍取江（宋江）的人（不止折可存）很多，譬如俘腊亦是。西将各自的写作班子，把擒其“妻孥，兄弟，伪相，侯王”做为方腊（狼多肉少，方腊只有一个）的替代品，写入汇报文件中，换取领导的亲睐，成就其功名。楚汉相争，项羽自杀后，王翳，吕马童，杨喜，杨武、吕胜各得到了项羽尸体的一部分（切割尸体，抢到血衣及武器的兵士还有十多人），五人都说杀了项羽，你说是谁杀死的？刘邦也无法辨识，最后集体封侯（按尸体部位的要害分功）。可以断定，折可存连切割尸体（宋江）的资格都不够，顶多是抢衣服的兵士，也敢大言不惭的说（俘腊）取江?（活着肯定不敢说），俘腊”证明失误（擒的是吕师囊），那么“取江”也不一定正确，考古可以推翻文献的不实记载，但折可存墓志铭已经失去了考证的意义，我们不能凭主观想象来否定史料，铭文目前还是孤证，在没有旁证情况下，不能作为论史的依据（穿凿附会，掇拾异闻，说白了就是假的）。
我们剖析折可存墓志铭的价值是宋江诏安后是否征过方腊（截止到宣和四年三月方腊余部彻底剿灭以前），在过去是个政治的问题，只要是征方腊，说明背叛革命了。而现在研究是还原真一段实的历史，究竟以后被谁杀的，怎么死亡的（病死，噎死或肇事死总不能关注他一辈子吧），这也不是我们研究的主题，不在我们论证之内，只要考证确实参与征方腊就足够了。
北宋农民起义多达几百次，看历史就会知道，只要是诏安了，就基本没有记载了，大部分贪图安逸享受，膝盖变软，学乖再不会起事了。因为一个人有污点，再怎么洗白，也是终连一生的。而宋江以后（宣和四年--靖康元年）的义军还很多，宋江就无足轻重了。
折可求对方腊四月被俘（时隔不月），五月宋江就擒的传言，深信不疑，没有细考折可存的往史，便草率定论，致使谬文贻误后人。以上猜测真伪，只有折可存知道，但他死了，其兄不一定知道，是误以为之还是故意为之，已经无法考据了。折可存俘腊，擦边尚可，取江”绝无此事，正确与否，待专家考证及新的出土资料去验证。
经考据得出：折可存墓志铭，取江失真（宋江诏安后征方腊属实）。
红鹿山感言：
史书没有折可存一丝的记载，墓志铭却大扬取江之绩，对于很久发生的事，范圭（折可求）怎么知道那么详细，难道人在死之前都先找阎王预约做笔录吗？有些功劳恐怕连死者都感到汗颜。如史记，感觉不似史书，似散文，又似小说，几百甚至千年以上的对话都写得如临现场，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应该是把个人的思想掺杂里面了，写的不是它人，而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