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黄巾之乱：佛教、道教和太平道

汉灵帝时的一件大事，黄巾起义。背后的社会心态的变化。

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诞生

东汉的时候，有一些全新的思潮，在社会上蔓延。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外来的佛教，和正在孕育成型的本土的道教。

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不太清楚。佛教徒为了宣传佛教很早就影响了中国，编了一些故事。比如抓住《山海经》里一两句话大肆发挥，说《山海经》里已经提到佛了。又传说有西方来的高僧，想要点化秦始皇，秦始皇当然不会听，把高僧丢进了监狱。于是半夜里来了个一丈六尺高的金刚，砸开了监狱，救出了高僧，把秦始皇吓得磕头道歉。还有很多其他传说，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搜集了早期文献里很多稀奇古怪的说法。

后来影响最大的说法，是汉明帝“永平求法”的传说。

一种东汉末期的书说，汉明帝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身上日光闪烁。汉明帝很开心，就问手下群臣，自己梦见的是什么神。有人就告诉他，应该是西方的佛。汉明帝就派张骞出使，到西域去求取佛经，最后带了一部经书回来，叫《四十二章经》。汉明帝又在洛阳西门外起了一座寺庙。后来又传说佛经是白马驮回来的，所以寺庙就叫白马寺。

东汉的明帝，竟然派西汉武帝时候的张骞出使，说明这也就是一个传说。张骞通西域的名声大，就说佛经是他带回来的。

不过佛教传入中原，是张骞通西域的后续影响，这个判断大概是对的。汉武帝时代，佛教在西域的影响已经很大了，汉地和西域有了往来，佛教没有不传进来的道理，不过中原士大夫不关心这件事，所以很长时间里没有记载。

佛教传入中国，弥补了古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块重要空白。

儒家、道家、法家这几派，虽然分歧很大，但是有个共同的盲区，就是不太关心社会下层的精神需求。

古代社会，普通民众绝大多数时候，生活是非常痛苦的，需要从鬼神那里获得安慰。儒家、法家都不相信鬼神，大概立场就是老百姓信老百姓的，不管他就完了；道家把鬼神问题变成了一种精妙的哲思，也不回应老百姓的痛苦。从这个角度说，先秦诸子里的大多数人都有一种知识精英的傲慢。

而佛教有个最大的长处是，它特别善于解释，人生为什么那么痛苦，人怎样才能从痛苦中解脱。印度佛教有很精妙的东西，也有简单直接的东西，没啥逻辑也不需要实证，但直指人心，对人世间的苦难作出回应。精妙的东西，反而没那么重要，简单直接的东西，太符合普通民众的需求了。

但是有个问题，底层民众接受外来的东西，内心往往有障碍。

很多研究都表明，古代社会上层的人往往容易怀疑传统的主流价值，尽管他们是这种价值观的受益者，但是他们就是容易觉得这种价值观虚伪，并且感到厌烦，对外来的思想反而有很强的好奇心；古代社会底层的人更相信传统价值，认为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之所以不好，就是因为太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权力中心的人，背弃了传统价值。

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种状态，底层很多人既特别需要佛教的安慰，又不愿意接受一种外来宗教，怎么办？

如果是注重逻辑和实证的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在底层这个问题反而非常好解决，相信佛教的思想中国早就有就行了，甚至印度有佛教，也根本就是中国传过去的。于是就产生了所谓“老子化胡”，也就是老子西出函谷关后，化身为佛陀，教化胡人并创立佛教的说法。

于是，太平道这样的原始道教就应运而生了。当时中国人普遍相信，佛教是黄帝、老子思想的一个分支。所以拜佛绝对不是崇洋媚外，道教利用佛教的资源，也是理所当然的，爸爸花儿子的钱，有什么不对的？

而这些民间信仰影响大了之后，倒是又进一步影响到东汉社会上层了。因为厌倦了主流价值的上层，很容易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底层的术士有奇能”的想法。比如说，汉桓帝搞党锢，打击儒生，但是他是既拜老子，又拜佛陀的。

太平道

当然，佛教、道教主要还是在民间传播，影响尤其大的，是所谓“太平道”。

东汉传到桓帝、灵帝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是末世景象，朝廷腐败、卖官鬻爵、政治黑暗、赋役沉重……老天爷也和人过不去，各种自然灾害不断，尤其是连连爆发了大瘟疫。

一个河北涿郡巨鹿人叫张角的，开始传播“太平道”，就是信了他的道，天下就可以太平的意思。

但张角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首先并不宣讲教义，而是给人看病。他让病人跪下来，坦白交代自己所犯的过错，于是张角就念着咒语，画一道符，烧成灰，让人和水吞服。说也奇怪，很多人的病就这么好了。符水是治不了病的，只能说，心理暗示的作用很强大。张角还会一些别的迷惑人的幻术。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于是很多人都认为张角是活神仙，愿意从此追随他。

张角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十多年过去，他的信徒已经有了几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个州，也就是整个东部地区，到处都是张角的信徒。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后来不罕见，但在东汉，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回头看看春秋战国的历史，都是贵族之间闹矛盾，国与国之间起冲突，普通民众很少能够自己组织起来干什么大事的。秦末天下大乱，陈胜、项羽、刘邦这些人，特点都是有秦朝的官方背景，他们的组织能力都是秦朝培养的；而两汉之际的天下大乱，带头的都是豪强。

这种底层民众靠宗教信仰大范围组织起来的情况，以前没碰上过。类似的事件大概只有西汉末的“西王母筹”事件，西王母作为掌管长生不死药的神仙，成为民众祈求平安和福佑的寄托。那次虽然声势浩大，但也没有引起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

所以，东汉时期，各地的地方官对处置太平道的问题，都不积极。

从官僚的心态上讲，有人可能是真不觉得有啥问题：太平道也没有宣扬什么异端邪说，说的也是大汉官方也很提倡的一些价值观，鼓吹天下太平有什么不对呢？太平道给人看看病，鼓吹好人有好报，虽然你现在活得很痛苦，但是将来有个美好的世界在等着你……这个也是在帮朝廷维持社会稳定嘛。

还有人意识到，太平道势力这么大，将来可能会有问题，但反正我将来要调走的，别在我任上闹事就行了，我不处置大概暂时没事，我一处置真会马上爆雷啊。

地方官都是这么个心态，所以问题就越拖越严重。

终于时间来到了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这是一个甲子年。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甲子年是有很强的心理暗示的，六十年一甲子是一个轮回，象征着重新开始。找历史典故的话，周武王灭掉商纣的军队是一个甲子日，这不是一个最典型的标志着“邪恶的统治终于结束，美好的时代拉开大幕”的时间节点吗？

太平道喊出了一个口号：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甲子年，就要变天了，好日子就要降临了。虽然按照五德终始说，“苍天已死”这句不太好理解，但总之，这个口号喊出来，汉朝的官府听着实在瘆得慌。要变天啊！

然后几十万太平道信徒，向河北的邺城集中。邺城这个名字太好听了，听着就是能成就大业的地方，他们要成就什么大业？

现在有些学者，对太平道究竟有没有推翻汉朝的想法提出怀疑，因为他们的行为，实在太不像军事行动了。虽然穿了统一的黄色衣服，但是拖家带口的，也没有兵器，不是造反的样子。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还以为是大型旅行团呢。要说差点意思的就是很多人营养不良，食物也没带足，走着走着很多人就饿死在路上了。

“苍天已死”这个口号虽然有不太好理解的地方，但野心太明显了，信徒多到这个地步了，取代汉朝的心思张角大概是真有了。至于太平道的很多行为从军事角度无法理解，也不奇怪，靠宗教狂热煽动起来的行动，往往就是这个样子。欧洲的十字军东征，有所谓“平民十字军”“儿童十字军”，很多行为从军事角度也无法理解，但人家是真想攻克耶路撒冷的。

当然，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重要了，影响大到这个地步，不管你主观上怎么想，朝廷是一定要剿灭你的，有了太平道的先例，后世历朝历代吸取教训，反应也会及时得多，对民间信仰都会严厉打击了。

东汉官军战斗力仍很强悍，只花了九个月，就把太平道平定了。

但是，危机实际上并没有就此结束。

第一，民愤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各地叛乱还在接二连三发生，规模小的几千人，规模大的数万人，最严重的是河北的“黑山贼”，滚雪球般发展到上百万人。东汉官军刚镇压完这里，那里的起义就又爆发出来，简直疲于奔命。

第二，王朝强盛的时候，朝廷会把各种军事、政治、经济大权都牢牢抓在手里，现在为了平定叛乱，只好给地方放权。汉朝采用郡县制，所谓“州”，本来是监察区，一州的“刺史”，任务是监察本州各郡太守的工作，但不过问具体的行政事务。现在却任命了“州牧”，成了郡守的正式领导。一个州牧拥有这么大的权力，要是想割据地方对抗朝廷，底气自然是大大不同了。

第三，东边闹太平道，西北地区的所谓羌乱，也在进一步加剧。西部与羌人作战的将领，地位也不得不进一步提升。前面介绍过的西部名将“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段颎），这时已经相继去世。凉州三明虽然立场各异，但对朝廷都足够忠诚，他们的继任者，可就不好说了。这时候，一个叫董卓的人，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

知识点二：洛阳大火：谁点燃了东汉覆灭的导火索？

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爆发了黄巾起义。起义本身很快就被平定了，但是东汉的困境并没有解决，很多问题还在迅猛升级。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灵帝在位二十二年，做的事情五花八门，但所有事情可以说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挖汉朝合法性的墙角。

在东汉末当皇帝，虽然一脑门子官司，但本来还拥有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就是汉朝的权威还在。大家有什么不满，也宁可解释为，是皇帝身边的人有问题，而不愿意说皇帝本人有问题。

汉灵帝改变了这种状态，他不断提醒大家，就是皇帝本人有问题。

很多记载都提到，汉灵帝算得上很聪明，问题就在于，他不知道皇帝的责任是什么。

汉灵帝是在宦官教导下长大的皇帝，对世家大族发自内心的不喜欢。但当时的现实就是，世家大族是社会中坚，皇帝和世家大族之间，必须维持斗而不破的关系。大家族对皇权是严重的掣肘，可是也替皇权消化、吸收了很多社会矛盾。一旦公然撕破脸，大家不陪你玩了，那所有的矛头，就都冲着皇帝本人来了。

而汉灵帝几乎是把世家大族的脸撕下来丢到地上踩。

比如说他创办了鸿都门学，就是在太学之外，另外建了一个新学校，这个学校培养写书法的、从事文学创作的、善于说段子的……各色人等。

对鸿都门学的有些评价很好玩，有“鸿都门学突破了‘独尊儒术’的政策藩篱”“开辟了世界教育史上官办专科学校的新纪元”“为艺术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诸如此类的说法。

这些说法错吗？当然不能说错。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培养一些有才艺的人，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说，掌握了这些就可以做官的话，这就有点太羞辱汉朝的主流价值和选官制度了，也太违背政治常识了。

汉灵帝还卖官鬻爵。卖官鬻爵当然也是汉朝皇帝的传统艺能了，但是汉灵帝玩到了新高度：

第一，之前的皇帝卖官，基本原则是卖小不卖大，卖虚不卖实，小官可以卖，不卖大官，虚的头衔可以卖，但尽量不卖有实权的官职。汉灵帝是什么官都卖，高贵如三公也卖，掌握实权的州郡长官也卖；

第二，汉灵帝使用了“分期付款”模式，你买一个大官，价格太高一时买不起，没关系，可以先出个“首付”，以后慢慢补上。这非常可怕，用这种方式买官的，上任后几乎一定会特别贪；

第三，前面的皇帝卖官鬻爵，主要是为了补财政赤字，这还可以谅解一点，汉灵帝卖官，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消费。

皇帝生活骄奢，也不稀奇。汉灵帝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常常花钱特别多，格局还特别小。比如说他喜欢骑驴，驴本来是穷人的骑乘工具，但是灵帝就是喜欢，搜集各种好驴，结果导致市场上驴比马还贵；比如汉灵帝在自己的老家修宫殿，因为他当皇帝之前，本来是个很穷的小亭侯，可能被家乡人鄙视过，所以要把老家的宫殿修气派，给当年瞧不起自己的家乡人看看，我现在老有钱了。将来有机会，就回去住住，不为别的，就为了“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当然，我们也知道当年项羽有这个心态，是被人骂“沐猴而冠”的。

汉灵帝这些行为，用孟子的话说，叫“望之不似人君”，就是没个君主的样子，那么君不君则臣不臣，就不要怪大家另有想法了。

之前汉朝多少代君臣，都在努力做一件事，就是“化家为国”。虽然汉朝天下是刘家的，但这是天下所有人的家，这个家在为所有人遮风挡雨，所以大家都喜欢说“汉家天下”。古代要所有人都有这个认识不可能，但只要社会精英有了这个共同体意识，维持天下大一统的成本就会比较低。

汉灵帝在不断“退国为家”。他的作为就是不断在告诉大家，皇帝占有最核心的资源，但是一切都是商业行为，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交易的。皇帝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小家，和天下人没有关系，那天下人当然也就只需要关心自己的家，我为啥还要忠于你？

所以，该来的乱子，也就都来了。由于整个东汉，西部和东部的区别一直存在，我们还是西部和东部分开说。

羌乱的升级

西部的羌乱，愈演愈烈。

这乍一看是个很奇怪的问题，因为汉桓帝时代，所谓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段颎）对羌人的战争，不是相当成功吗？尤其是段颎，能以极小的战损，就斩杀几万羌人。汉桓帝的谥号能够是“桓”，齐桓公的“桓”，和这些战果也是有关的，开辟疆土，让远方的人服从，这叫“桓”。

到了灵帝时代，怎么问题反而变严重了？

这段历史，史料记载极其混乱。不过叛乱为什么逐渐升级的基本逻辑，还是清楚的。

第一是利益驱动。

羌乱八十年多了，实际上在西部培养了一个吃“平羌饭”的群体。对于很多官吏和豪强来说，羌乱一爆发朝廷就有平叛的军费，军费一来我就有收益。羌乱平了，我这个财源就断了，那怎么办？我自己反！

所以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灵帝以前的羌乱，和灵帝时的羌乱，带头的人是不一样的。灵帝以前，带头的是羌人部落的领袖；灵帝时代，好些带头的人，变成当地豪强甚至朝廷的官吏了。比较有名的人物，像韩遂，在洛阳做过官，和曹操结识。像马腾，虽然马腾身上有点羌人血统，妈妈是羌人，但马腾的身份是朝廷的军官。这些人为啥要造反？史书上理由能说出一堆，“我是有苦衷的”，但只看结果，反了就是反了。

这些人的实力和能力，其实比单纯的羌人是要更强的，所以朝廷要平定他们，当然也就更难。

第二是仇恨心理。

西部被东部排挤这么多年了，值得注意的是，凉州三明的结局都不算好。皇甫规和张奂的晚景都比较落寞，段颎最惨，他和宦官关系好，官做的最大，做到了太尉。这在西部人士里是非常罕见的，但最后和他关系密切的宦官倒了，他也被连累而死。

这对西部的将帅来说意味着什么？汉家皇帝刻薄寡恩，给汉朝当狗不值得。而且一旦离开自己的军队到朝廷里做官，朝廷想弄死你太容易了，所以绝对不能和自己的军队分开。这个经验教训，后来的凉州军阀，明显是吸取了的。

这个利益驱动，是不能拿到台面上说的，这个仇恨心理，是多少年的老问题了。本来还是有可能压住的，可是你汉灵帝在不断提醒大家，你就是个不配做皇帝的皇帝，那大家就都可以反了。

比如《后汉书》记载，有个叫阎忠的县令，去找平定黄巾之乱的名将皇甫嵩（皇甫嵩是凉州三明里的皇甫规的侄子），劝他杀宦官，把汉灵帝废掉，话说得那叫一个义正辞严。

虽然皇甫嵩没有同意，但他也承认阎忠的指控有道理，以后类似的言论会越来越多。王朝合法性这种东西，就像空气，有的时候谁也不觉得有多重要，可是真要失去了，就知道有多窒息了。

反叛势力这么强大，和叛军作战还能打胜仗的将军，地位自然就非同小可起来了。这里最突出的人物，就是董卓。

董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边缘人。他是西部的汉人，武艺高强又为人慷慨，所以很得羌人的敬爱。他在洛阳城里做过郎官，还在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门下担任过职务，就是说在东方士大夫眼里，他也有一定的辨识度；据说董卓还和汉灵帝的妈妈董太后是同族，就是还算个边缘外戚。你只是一个圈子的边缘人，那真的很边缘，你同时是几个圈子的边缘人，那你就可以以自己为中心，来组织出一张新的关系网了。

士族的反击

黄巾之乱那年（公元184），汉灵帝担心被禁锢的党人和黄巾军联合。黄巾军人多，可是战斗力很差，党人作为地方豪强，组织经验可是很丰富的，联合起来可就难办了。所以，那年汉灵帝把党禁解除了，从此这些人又可以做官了。

朝廷里本来就有不少没有上党锢名单，也就是比较愿意和宦官配合的士大夫，比如袁绍他们家。从此又有一些士人陆陆续续重返官场。虽然暂时没什么大动作，但显然是准备有动作的。

比如说，就在平定黄巾之乱的下一年，冀州刺史王芬和几个名士策划趁汉灵帝回老家炫富的机会，发动政变，废黜汉灵帝。名士里有一个叫许攸的，就是后来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从袁绍那边投靠曹操，告诉曹操袁绍的粮草在乌巢的那位。他们还约曹操一起推翻汉灵帝，但是曹操拒绝了。

后来消息泄露，王芬就自杀了。因为王芬这些人，包括曹操，都和袁绍关系密切。虽然袁家和宦官关系不错，但袁绍个人是出名的喜欢和党人混在一起，所以有研究者推测这件事背后的主谋是袁绍，是士大夫们想要做大事。

五年多以后，汉灵帝驾崩，临死前又给汉朝天下埋了一颗大炸雷。

汉灵帝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何皇后生的，后来即位，被称为汉少帝；一个是被何皇后害死的一位美人生的，但是是汉灵帝的妈妈董太后带大的，未来的汉献帝。

汉灵帝死的时候，朝堂上深宫内，支持汉少帝的多；但汉灵帝的遗诏，却说要传位给汉献帝。这就造成了一个致命的冲突。

当时，宦官和宦官有矛盾，外戚和外戚有矛盾，宦官和外戚有矛盾，士大夫想出两次党锢之祸的恶气，对宦官斩尽杀绝，再后来董卓也卷进来了，正好发泄西部被东部歧视的百年怨愤……

当时洛阳城内外，矛盾就是这么复杂又尖锐。

汉灵帝死后，洛阳城里的这场大乱斗，史料中的信息零乱又互相冲突，真相到底如何，很难说清了。

宦官策划了一次政变，杀死了外戚大将军何进，袁绍反政变，宦官被杀光。袁绍的弟弟袁术在皇宫里放火，火光冲天而起，连洛阳城外的夕阳亭都能见到，而董卓当时就在那里。

终于董卓掌控了局势，袁绍等人到东部组织军队，宣布讨伐董卓。压力之下，董卓决定把都城迁到长安，于是又放了一把更大的火，烧掉了洛阳。

辉煌的洛阳城，变成了一片火海。此后虽然汉朝还继续存在了三十一年，但是已经名存实亡了。汉朝号称火德，却最终葬送在一片火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