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混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也。
开篇言《亲士》，“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则是要国家亲贤任能。《修身》“士虽有学，而行为本也”则是要修身应尚质，知行合一，以行践言。《所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则以其质朴言论国亦有染，士亦有染，应当慎染。《法仪》以“天下从事不可以无法仪”，推而言说人要效法依循上天行广无私，人与人之间相爱相利。《七患》则论说治理国家要有备才能无患，更要爱护百姓......如此纷繁种种，一一展开。择务而从事，贯穿其间。不止治国，修身，天下万事都需，择务而从事。
可以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也，墨家所有的治国之策，都尽于在此。按照墨家天志尚同，选贤与能的治世理想，选天下最贤良圣明立为天子。天下广博辽阔，其次选贤良聪慧之人立为三公，其次设立万诸侯国君，（与现代比，诸侯相当于县长吧）置左右将军大夫，及乡里之长，以便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中有言：天子发政于天下，言曰：
“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是，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谏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下比而不上同者，此上之所罚，百姓所毁也”。以此为赏罚，就会明察可靠。
然而这只是理想状态，墨家主张非攻止战，积极防御，是不会在那个乱世中实现其理想的。不过以此为准则，墨家内部倒是实现了“尚同天志”，墨家中所推选出的巨子，自然就是墨家中最智慧通达的，《淮南子》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倒是实现了一同墨家之义。
墨家求真务实，崇尚科学理性，以现代眼光来看。然而其又推崇天志明鬼的主张。以墨子之言，看其主张，天志明鬼，似乎只是墨子实行其兼爱主张的工具。以天地间有鬼神长存，赏罚善恶，来使百姓心有敬畏，向善去恶，有种神秘主义的倾向，与佛教的“天堂地狱”极为类似。鬼神的有无，无法证伪，即使是我们现代的科学，也无法证明。墨家主张天志明鬼，引经据典，求诸古代圣贤书以证鬼神之存在，以使人无疑。到底是时代所然，还是其中另有深意，不得而知。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至今流传不息。
我比较不喜欢的是墨子的《非乐》，连反对奢靡无度的音乐，都推成于“乐非所以治天下”（《三辩》），真有点诡辩的感觉，以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自然懂得，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来治理天下的，音乐本就可以独立存在的，愉悦心情。不过，当时的儒家都在推崇礼乐治国，空想着克己复礼。想到这，墨子的论辩也不能说错吧。也许，学以致用的墨子不懂得庄子的无用之用吧。后来我却发现墨子非乐，不是我们理解的“非乐”，只是其
“上考不中圣王之事，下不中万民之力”- 《非乐》
另有，“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即我弗敢非乐也”
所以，墨子非乐只是因为，其乐器厚敛于民，却不符合民众的利益，当时民众尚有三患：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能息。而国家贵族却整日沉迷声乐，此所谓“上不厌其乐，下不厌其苦！”
如此，子墨子如何不非乐！？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利。以此，则“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等等，其目的都是要国家富强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木心先生在《文学回忆录》中说，“若以墨子治国，中国早已是强国”，很有道理。当然，即便中国不用墨子治国，中国也会是强国，时间早晚而已。
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越来越觉得，似乎现代的中国就是在以墨子治国，与时俱进，只不过没有明说而已。天下无人，子墨子言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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