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这本《中国思想史》力求简约，篇幅所限，直接从春秋时期说起。此时期很多人对于生死这一重大问题已经有了成熟的思考。比如子产和叔孙豹。

郑子产去晋国，晋国的赵景子就问他郑国闹鬼的事情，由此引出了子产对鬼神问题的见解，这种见解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人对生死问题的普遍看法。

赵景子问，听说郑国最近闹鬼，是咋回事呢？他说的这个鬼是伯有，这人已经死了八年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有他的鬼出现呢？

子产回答：“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人生开始形成的形体叫作魄。我们现在还说“体魄”一词，比如“野蛮其身体，文明其体魄”。魄就是体。有了身体才有灵魂，灵魂只是肉体一切作用的神气罢了。这种观点与世界其他文化的观点不同，因为他们多是主张灵魂和肉体是分开的，即灵肉分离的二元论。而此时中国人却是一种一元论，灵肉是不分的。这一点对中国后来影响深远，中国人的宗教不发达，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不发达，都与此有关。中国人思考问题，很早就不怎么喜欢做深层探讨和想象，而只是做表面现象的描写。钱先生认为，这是中国思想在宇宙观、人生观上比较接近近代科学精神的地方。

那么，闹鬼的事怎么解释？肉体没了，灵魂也应该消失啊？子产说，如果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在物质、精神上处境好，身体的功能、精力储备得深厚，那么他的身体和心灵就会比别人强，即所谓“用物精多则魂魄强”。心灵强会有什么表现呢？那就是精神上精明精爽，精明到极端，便成了神灵了。这点可与我们现在说神明指死后不同，那时候，神明是指生前。

既然人死了，生理心理都结束了，哪来的鬼呢？这要看是怎么死的，如果人的生理功能并未衰老，突然遭遇意外而死（这叫作“强死”），不管是被刺杀还是因为自然灾害或交通事故，这种情况，生理作用“余劲未歇”，于是就出现“鬼”的现象。如果是生前的心理作用“极伟大极超特”，在死后就可成为“神明”。（参页5）

以上就是子产的鬼神观，也是中国古人对待鬼神的普遍看法，今天不少人还持这种观点。

如何评价子产的这种观点呢？可以说子产把人的生前和死后的问题看得很轻，他看重的是人生命的过程。他看重的是人生论，忽略了宇宙论。因此，他说：“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这也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态度和思想方法，具体来说，就是：“爱讲人道，不爱讲天道”；“爱讲切近的，不爱讲渺远的”；“非切实有据，中国人宁愿存而不论”。（参页6）

子产讨论伯有鬼出现的这些话，时间上正是孔子十七岁的时候，其对孔子思想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此处钱穆先生并未论述子产对孔子鬼神的具体影响，因为本书有专门章节论述孔子的思想。我们不妨就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做一补充，作为与子产的参照。

从《论语》看，孔子的鬼神观是“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认为“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在我们眼中，神的特点是永生，而喜生厌死当然是人之常情，很多人甚至追求永生，追求不朽。那么，怎样才算不朽呢？

这就说到了著名的“三不朽”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个论点是谁提出的呢？正是我们要讲的春秋时期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鲁国的叔孙豹。

话说有一年（鲁襄公二十四年，比子产“论鬼”事早14年）叔孙豹去晋国，范宣子就问他什么是不朽。为何如此发问呢？原来他范家从祖上到现在，历经虞、夏、商、周四代，都在做官，禄位不断，他自豪地问，我们家这算得上不朽吗？（参页7）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不朽，现在恐怕会有人从灵魂不灭的角度想，但是范宣子却没有，而是着眼于人在社会中的作为（做官、食禄）。叔孙豹的不朽观，虽然与他不同，认为是在社会中立德、立功、立言才算是不朽，但是着眼点和叔孙豹一样，都是看现实的社会人生。

从两个人考虑“不朽”的着眼点可以看出，春秋时，人们已经不信生前死后有灵魂存在，所以，他们在说不朽时，也不会从灵魂不灭角度来考虑，不会说从另外一个世界获得不朽。这显然与西方宗教观念不同，西方宗教主张人应该活在上帝心中。而叔孙豹的立德、立功、立言，其实说的是，要活在其他人的心中。由此想到中学课本上臧克家纪念鲁迅的那首诗《有的人》：“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虽然死了，但还是活在人们的心中，这才是叔孙豹心中的不朽。

钱穆总结说：“中国人的思想里，只有一个世界，即人生界。并没有两个世界，如西方人所想像，在宗教里有上帝和天堂，在哲学中之形而上学里，有精神世界或抽象的价值世界之存在。我们必须把握住中国古人相传的这一观点，我们才能了解此下中国思想史之特殊发展及其特殊成就。”（页7）

叔孙豹发表“三不朽”论时，孔子处于婴孩期，只有三岁，这对孔子后来的思想有什么影响呢？钱穆认为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有“最高领导地位”的人，为什么他对孔子有这么高的评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