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有人冷不丁的放了几个鞭炮、清脆的响声划过天空，这回声将我带到了久远的年代。
小时候过年的鞭炮都是一个个点的，听个响，不是不想成串的点而是没有那么多的钱去成串的点。
老家光景好的日子曾经过大年的时候有打铁花的。大十字北街有一间很大的铁匠铺，每天炉膛子在风箱有节奏的咣当声中蹿出火苗，打镰刀、铁锨、锄头、撩调子、炉铲子、马掌子等等，跟铁有关的东西匠人都能得心应手的打出来，那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和铁花四溅的样子至今还留在记忆里。就是这个铁匠铺子过年的时候总能给人带来些许期盼和惊喜，那铁水烧的通红，煮的就像一盆泥巴一样的稀溜，然后在围的水泄不通的人群的吆喝声中撒向天空，火树银花。这年的红红火火永远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再后来，离老家越来越远，也就听不到那样的纯粹的干净的欢声笑语了。
辗转几十年，在乌鲁木齐、北京、兰州的时候好像没有放过鞭炮。平淡的时光总是不经意的流逝的无影无形。
刚到西安的时候住在西郊的过渡房里，也就是现在的大唐西市，有牛圈、猪棚、鸡舍，我们搬迁来的人们住在一排排的平房里，户外共用一个水龙头，洗菜、洗脸、刷牙、倒夜壶都在这里，欢声笑语也在一起。
附近的生产大队里经常传来高音喇叭里高吼的秦腔，最经典的是开会通知：“各队的队长、民兵连长、妇女主任和会计，明天上午到大队部开会哩，要带馍呢”！那时，大家都有兰州情节，家人过年都要回兰州娘家，所以，放鞭炮从来没有那么重要。九十年代，搬进了西关机场的楼房里，日子慢慢有了气色，过年单位也开始发点年货，几条带鱼、几个萝卜、一筐鸡蛋，渐渐的过年有了年味，也就买些鞭炮和烟花点了听个响声图个吉利。
那个年代屡屡发生事故，年年亏损，人心惶惶。于是乎有人建言献策并请来了一对石狮子镇宅，每每过年也都要把狮子打扮一番，挂着红绣球的石狮子也更显威武。有一年要搬迁，请大师帮忙看了日子，说在日落后起吊狮子时要放鞭炮烧黄裱纸，搬迁那天吊车发动机喘着粗气，排气管吐着滚滚浓烟，钢丝绳嘎嘎作响，可狮子坐在地上就是纹丝不动，担心再使劲钢丝绳要断了。这时我才发现没有燃放鞭炮烧黄裱纸，背着鞭炮的伙计也急的满脑门子汗，我说：“赶快放炮”，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忘了忘了”。点燃鞭炮和黄裱纸的瞬间，狮子也随着吊车的轰鸣声缓缓的升起。狮子在新的大门两侧放好时，一阵大风后大雨倾盆而下。
随后的年一年比一年过的好，房子越住越大，装修房子贴壁纸，睡席梦思床坐大沙发，贴对联放鞭炮点烟火。好像红火的日子都要在鞭炮的响声和烟火的高度里显现出来，这样疯狂的炮声响彻狗年、猪年、牛年，年年岁岁岁岁年年。的确，炮放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一年东大疗养院过年放烟花，像迫击炮一样的烟花点燃以后迟迟不响，一群人围在四周几米远的地方两指头塞住耳朵等着，一分钟不炸，再等还是不炸，一个胆大的中层干部头伸到炮口一探究竟，就这么寸～炸了，威力巨大呀，炸的昏天黑地，炸的皮开肉绽，头和脖子就连一层皮了。陕西话说：“毕哩毕哩”。
随着放炮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人身伤害、火灾、空气污染等原因，各地都禁止在城区燃放烟花爆竹，炮竹声声除旧岁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眼下，又要过年了。今年的天特别的冷，几轮寒潮来袭气温蹭蹭往下跌，蔬菜价格带动物价蹭蹭往上蹿。这时有人放点鞭炮也是压压惊吧。
平日里，楼上老阿姨每天有节奏的拐杖声声入耳，“哐”“哐”的声音在楼道里响起，下楼后她会骑着一辆小三轮车去市场，顺便捡点矿泉水瓶和纸盒子。这几天听不到拐杖声了，也许是天太冷也许是蔬菜价格太高。但愿天下所有人平安喜乐。俗话说：“穷了一年穷不了一节”，物价再高年货还得买，年还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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