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场的账本
阿珍的菜摊在烟火渡菜市场的最里面，靠墙，光线不太好。她在那摆摊摆了二十二年，从年轻摆到中年，从黑发摆到白发。她的摊位不大，蔬菜码得整整齐齐，该绿的绿，该红的红，该白的白。菜是她每天天不亮去批发市场进的，回来还要摘、洗、捆、码，弄好了才能开摊。她认得每一个老主顾，谁爱吃嫩点的青菜，谁爱吃老点的豆角，谁家的孩子不能吃辣，她都记得。她话不多，买菜的人说多少斤，她称，报个价，收了钱，找零。她的账本是一本小学生作业本，封面印着“田字格”三个字。她把每天进菜的钱、卖菜的钱、赊账的账目记在本子上，写得密密麻麻。本子用了厚厚一摞，她也不扔，用橡皮筋捆好，塞在摊位下面的塑料袋里。
菜市场要拆的消息传了半年了。公告栏上贴了红头文件，新市场建在几公里外的地方，摊位费比现在贵不少。许多摊主都慌了神，有人在打听新市场的租金，有人在盘算转行，有人已经提前收摊不干了。阿珍的生意也淡了些，她说不清是大家开始省着花钱了，还是市场越来越冷清了。她的账本上记的销售额比以前少了，但她还是每天凌晨出门进菜，把菜码得整整齐齐，坐在摊子后面等人来。
有天傍晚，菜市场快收摊了，一个中年男人站在她的摊前，没买菜，问她能不能坐下歇会儿。阿珍看了一眼他手里提着的公文包，说坐吧。那个男人坐在她摊位旁边的小板凳上，坐了很久，看着她整理剩下的菜。他说自己以前也是这里做生意的，卖干货的，市场关了以后就去了别处。他回来看看，说想再走一遍这条走廊。阿珍把手里的豆角捆好，说这市场确实要拆了。男人说，你以后还卖菜？她说，卖吧。男人站起来，说了一句保重，走了。
市场关门前最后一周，阿珍把摊位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打包。秤砣、菜筐、塑料袋、围裙、那块用了十几年的木砧板，她把它们装进蛇皮袋子里。她翻出那些旧账本，抽出一本翻开看。有一页记着某年某月某日，进菜花了一百二，卖了二百三，赚了一百一。旁边的空白处她写了一句：今天下雨，来的人少。还有一页写着：老刘头买了三斤西红柿，没零钱，欠五块。她在旁边用红笔打了个勾，意思是还了。她不知道老刘头现在还吃不吃得动西红柿，也不知道他搬去了哪里。她把那些本子用橡皮筋捆好，放进蛇皮袋，拉链拉上。她想起她丈夫还在的时候，夫妻俩一人一杆秤，他在巷口，她在这里。后来他病了，走了，她一个人把摊子撑了下来，把两个女儿供到毕业。那些账本里不仅有数字，还有她这二十多年的日历，下雨了，起风了，哪个顾客没来，哪天的菜价涨了。
最后一天收摊时，她坐在空荡荡的摊位后面，看工人把头顶的灯一盏一盏拆下来，听到铁锤敲击墙面的声音，带着闷响，像在敲一扇已经打开的门框，但她还没迈出去。旁边卖豆腐的王婶过来跟她说，新市场太远了，她不去，准备回老家带孙子。阿珍点点头，说，那你好好带。王婶说，你也不年轻了，该歇歇了。阿珍笑笑，没说话。
新市场的摊位她去看过一次，比老市场宽敞、干净，有空调和统一的货架，但她觉得冷清。摊位费贵了将近一倍，客流量还不确定。她算了算账，没有签合同。她回到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那几袋从摊位上带回来的旧物件，把它们整整齐齐码在墙角。菜篮子叠在一起，秤砣搁在篮子里，围裙折叠好搭在篮子边上，像她每天早晨摆菜时的习惯。她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摆摊。她没有想好，只是先把它们放好。
她在烟火渡的家里待了一周。没有早起，也没有赶批发市场。早上七点多才醒来，不紧不慢地洗漱、煮粥，坐在窗边吃早饭。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她看着楼下的街，街道上有人骑车经过，有人在遛狗。她以前很少在家坐一整个上午，她总是在市场里，在那张木砧板前面站六七个小时，切菜称菜收钱，中午吃一碗自己带的饭。她没有真的无事可做，只是不知道该拿自己的时间怎么办。她把那些旧账本从蛇皮袋里掏出来，放在茶几上，按年份排好，二十多本，最旧的已经发黄了，塑料封皮卷了边，里面的纸边角也卷起来。她翻到中间某一页，看到一行字：欠款已结清，后面画了一个小小的笑脸。字很轻，圆珠笔写的，笔迹和现在差别不大。她不记得当时欠钱的是谁，也不记得自己为什么画了那个笑脸。她盯着那一页看了一会儿，合上本子，没有去翻更多。
两个女儿知道她关了摊位，打了电话过来。一个说，妈，你过来住吧，我这边能照顾你。另一个说，妈，你来我这边也行，房间都给你收拾好了。她笑着说，再说吧，也没有急着走。她心里知道自己不会搬到任何女儿那边去，但她也明白，菜市场关了，她们在等她下一个决定，她还没有答案。她们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像在等她说更多，但她没有多说，只是把话题转到了天气和晚饭上。挂了电话，她继续把几本旧账本摊开，没有翻开，只是晾着，像晾刚洗好的衣服，晾完了再收。
她又开始去烟火渡的早市买菜。不是去批发，是去买自己吃的。她挎个布袋子，慢悠悠地逛，挑几样蔬菜，一条鱼，一块豆腐。她不再赶时间，想站多久站多久。摊主她大多认识，有的喊她阿珍姐，有的喊她珍姨，她笑着点点头。她有时候会多站一会儿，看别人怎么捆菜，怎么摆摊，怎么吆喝。她知道那些活她干了二十多年，但现在站在旁边看，感觉有些不一样。那些动作她闭着眼睛都能做出来，但她已经不用做了。
秋天的时候，镇上新开了一家社区食堂，专门为老人供餐。她路过时看到门口贴着招工启事，招帮厨，会洗菜切菜就行，她想了几天，去报了名。食堂不大，一顿饭供应几十个人，老板看她手脚利索，说你来试试，她就试了。她在后厨切菜、洗菜、备料，动作麻利，干完了还顺手把灶台擦干净。老板说，你以前干过餐饮？她说，卖菜的。老板说怪不得。她每天上午十点去，下午两点收工，包一顿午饭，工资不高，但够用。她不指望挣多少，只是想有个地方待着，有活干，有事做。
她没有告诉女儿自己去食堂帮厨的事，不是怕她们担心，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她们觉得她应该歇着了，应该搬到她们身边养老了。她理解她们的想法，但她不想成为需要被安排的人。她还可以干活，还可以站起来走远一点，还可以把一把菜洗净切好放进锅里。那些动作跟了她二十多年，不会因为市场拆了就消失。她觉得人活到六十多岁，不是在等别人来安排自己，是自己还能做点什么。
有一天食堂做红烧肉，她切五花肉的时候想起以前在菜市场也经常帮顾客挑五花肉。那些顾客会翻来覆去地看肥瘦，她指着肉说这块可以，带回去炖汤肯定香，大家多半听她的。现在她在后厨切肉，不用看顾客脸色，也不用算找零。她把这些话在心里过了一遍，没有说出口，握着刀继续把肉切成均匀的方块。
她依然住在烟火渡的老房子里，楼道里的感应灯坏了，她摸黑上了几回，后来习惯在口袋里备一个小手电。周末去女儿的城里住一晚，第二天就回来。她说，那里住不惯，还是烟火渡好。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谁，语气像是在说一件已经有答案的事。她坐在烟火渡的家里，看着窗外的老槐树在风里晃动。那些账本还放在茶几上，她没有再翻，也没有收起来，就让它们摊着。
某天她去社区食堂上班，经过菜市场旧址，围挡已经拆了，露出平整的水泥地面。她站了一会儿，没有走近。那地方已经没有菜筐、没有秤、没有她那张用了二十多年的木砧板了。她看了看那块空地，觉得它像一个合上的本子，封面还在，字已经不需要再记了。她转身沿着老街走回食堂，掌心有早上洗菜时留下的水渍，还没干透。她想着今天食堂的菜单是冬瓜排骨汤，老板说今天进了一批好排骨，让她早点去处理。她想，排骨切块以后要用温水泡一下才去腥。她继续走她的路，时间不长，她走得也不快。她知道自己还能切，还能洗，还能站在一锅汤前面，等它慢慢煮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