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曼写女性诗词，不只是在写诗词，是在写人。那些被历史记住或被忘记的女人，她们不只是诗里的意象——祸水、贤妻、烈女、才女——她们是一个个活过的、选择过的、执著过的生命。
书名叫《哲妇》。这个词取自《诗经》里的“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男子有才会成事，女子有才反亡国。八个字，把中国历史上无数女性钉在了“祸水”的柱子上。蒙曼写这本书，就是要为女子正名。
褒姒、妲己、骊姬，历史上被骂了几千年。谁真的见过她们？谁听过她们说话？谁问过她们——那天你为什么没笑？蒙曼不替她们翻案，她说：“‘红颜’可以属于一切时代，但‘红颜祸水’只属于男权社会。”一句话，把几千年的是非翻了个面。不是她们坏了国，是国坏了，需要有人背锅，她们恰好长得好看。
蒙曼写李清照、上官婉儿、谢道韫，不是写她们有才，是写她们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里，怎么硬撑着自己的才华。上官婉儿被武则天罚“黥刑”，两眉间有了疤痕。她没有躲，反而把伤疤化成了妆容，这是对着命运说：你伤我，我接着，而且还要在上面开出一朵红梅。
写得最动人的，是李香君。
明末清初，秦淮河畔。她不是名门闺秀，是歌妓。清兵南下，她的恋人侯方域降清。她没降。她在桃花扇上溅血，誓不低头。蒙曼评价：“有时候，骨头的硬度还真不取决于读书的厚度，而取决于精神的强度。”她是歌妓，没读过多少圣贤书，但她的骨头比那些降清的士大夫硬得多。蒙曼说，有了这种精神强度，名士才能成为真名士，名妓也才能成为真名妓。
秋瑾那一段，是全书的高潮。她不是诗人，是革命者。写诗是顺便的，革命是认真的。她说：“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做到了。她真的去死了。蒙曼写她，不是在写一个女性榜样，是在写一个选择——一个女人，可以选择为家尽力，也可以选择为国尽忠，更可以选择家国兼顾。选择的前提是：社会环境允许你选，你也有独立的意志和能力。但秋瑾那个时代，社会环境不允许，但她还是选了，而且不回头。
蒙曼在书的最后为本书做了总结：“感谢从娥皇女英那个时代一路走来的先辈女性，感谢她们心怀锦绣，口吐芬芳；感谢她们雄心勃勃，奋斗不止；感谢她们留下来的每一个脚印，让我们思所将往，知所从来。”
这句话，是对书里所有女性的致敬，也是对自己写作目的的交代。她不是在写“女人应该怎样”，她是在写“女人曾经怎样”——在那些不被允许的岁月里，她们怎么活出了自己。蒙曼试图告诉你，那些被历史藏起来的女人，比你想象的，更有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