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一位学者所说：启动于转型期的“改革开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人们的生活因此而发生了重大改变。报告文学始终把握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及时而又深入地报告了改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锐意改革的人物，并能够汇入到改革的洪流中，发现其中的矛盾冲突和艰难行进的历程，把中国各个生活领域中的生机和变化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谱写了一曲曲明丽动人的改革乐章。”

“村、社是中国最基层、最基本的治理单位。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稳则国泰民安！”《大国治村》这部作品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将“三治融合”，即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改革作为作品的主基调，聚焦“三治融合”的创新路径，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浙江省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努力和成功经验。

这是《大国治村》，也是乡村报告文学普遍具有的由主题基调显现的一大审美特点。

因为中国农村的广袤姓，农民群体的广大性以及农业改革的艰巨性，所以此类题材一直是报告文学家。作家们关注的热点，有关农业改革主题的报告文学也格外抢眼。李英的《大国治村》以民本为元素，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乡村基层的努力与创新，为构建新型乡村治理模式提供可借鉴推广的样本。

《大国治村》这部作品兼并了三种民本为元素的题材模式：关注中国农业的现实处境、深刻检视中国农村的贫困原因、痛苦拷问中国农民的可能出路。

作品以“花开后陈”、“顾盼塘里”、“幸福花园”、“下姜起舞”、“文武上田”五个单元展开，提供了真实、生动、形象的典型案例，重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从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切实推进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非常具有学习参考价值，是活的榜样，是十分灵动的乡村治理教材。

中国的历史文化一直轻视和忽略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与农民, 现代中国社会所进行的又是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化，乡村作为被改造的对象承受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压制和改造，农民也在社会文化观念中被赋予愚昧的精神特征，承担着现代文明阻滞力的角色。这种文化状况一直影响着现当代作家对乡村生态特别是乡村政治生态的描写, 所以, 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难得见到反映乡村政治生态的作品。而李英的作品却通过“三治融合”这面镜子初步凸显了农村底层社会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意在反映乡村政治生态。

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人多年来对法治和民主的寻找，后陈村作为全国农村改革的典范，将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永康市塘里村洋溢着诗意的顾盼，他们把德治融入美丽乡村建设之中，让这个小山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颗璀璨明珠；东阳市花园村建立了村级工会，发挥自治的独特作用，使这个村庄里的都市迈向世界名村和世界强村；杭州市淳安县下姜村作为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期间的基层联系点，真正告别了贫困，成为诗情画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杭州市临安区上田村建起全省第一个农村文化礼堂，打响了“文武上田”的品牌，成为“杭州后花园”临安的一道美丽风景线，闪耀在临安的百里画廊、千里长卷之中，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震撼力量。

有别于小说、抒情散文、诗歌等等文体，如诗歌可以有鸳鸯蝴蝶派，有朦胧诗，可以脱离时空，尽情发挥作者的想象，报告文学就不可以。因此报告文学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叙述成为其艺术性的重要体现，《大国治村》作为乡村报告文学，其特点在于运用了历史见证者的参与式叙事的手法，具有充分的艺术自觉。

《大国治村》的作者李英在创作这部作品时，不是埋头案牍、闭门造车，也不是依靠查找现有的数据、文献来创作，这些年，他上山下乡，用脚底板丈量乡村治理之路，他深入后陈村蹲点，采访“后陈经验”，因而他的《大国治村》生动地描绘了这些美丽乡村建设故事和治理经验。他亲身深入到了东阳市花园村、永康市塘里村、淳安县下姜村、临安区上田村等等，一路体验、一路记录，《大国治村》由此而生。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所表现出的最大特征或所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它已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一种‘文化复合体’了。”《大国治村》以历史见证者的叙事视野、以参与式的叙事方式原生态地呈现浙江地区逐步摆脱贫逐渐完成“三治融合”的历史进程以及为其作出历史性贡献的优秀群体，同时也通过见证者的眼 光呈现出了人民群众在脱贫攻坚中的核心作用。以社会现实为现场、以人民群众为核心，这种姿态也是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最好方式。文学创作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走到历史发展的现场中去。

历史见证者的参与式叙事使得作品既还原了浙江地区乡村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也还原了一位具有时代感、责任感、艺术感的优秀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准确把握。可以说，这种叙事方式选择既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也具有充分的艺术自觉。让数据和事例更具有说服力,让“三治融合”成果通过作者更直观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让作品更有真实感和亲切感，也让作者的叙述更具有灵活度，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看视角随意切换叙述场景，并随时穿插对话和个人感受,甚至可以转引其他人的回忆或叙述，还原历史过程的本来面貌；同时保证了文本建构的顺利达成，更能提供来自脱贫现场的情感温度与人文关怀，体现作者对浙江地区实践与道路选择的高度认同、对浙江生活的高度参与以及对浙江人民的深厚情感。

此外，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越于文本本身，甚至可以直抵社会生活深处。“国虽大，村虽小，治世不忘其本。”是李英通过《大国治村》展示给我们的“时代正能量”，也是对乡村治理、乡村振兴、乡村改革这一话题的揭开，作为新传人，尤其是作为梦想成为写现实，传民情记者或者作者来说，应该明确社会赋予我们的时代使命，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到民众在乎的话题上、放在需要全社会关注的话题上，让报告文学充分发挥其文学性与社会性的双重优势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