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总是穿着那身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布衫，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眼神里透着温柔与坚韧。母亲是小学教师，而父亲在县政府文教科当督学，全县教师都认识他。我的四叔、幺叔还有舅舅和大姐，都是解放军的军官。这样的家庭，本应是令人羡慕的，母亲也应该可以骄傲的。
我家那小小的院子里，种着几株月季花，每到花开的季节，满院飘香。母亲总会在课余时间，细心地照料这些花儿。她一边修剪着枝叶，一边给我们讲着故事，那时的生活简单而幸福。母亲很低调，老老实实地在乡下小学教书，她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学生身上。学校的教室里，摆放着破旧的桌椅，母亲站在讲台上，用她那清脆的声音，给孩子们传授着知识。
然而，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被划成右派，押送成昆铁路会理工地接受改造。家里的四个军官都受到牵连转业地方。家里的气氛变得压抑而沉重，母亲的笑容也渐渐消失了。
′学校里，那些小官们开始终日训斥母亲，可怜的母亲艰难地拖着我们四个儿女，精神逐渐崩溃了。
母亲辞去了教师公职，领到两百多元辞职费。她就地转到学校附近生产队务农。生产队的田野里，泥土散发着潮湿的气息，母亲穿着破旧的布鞋，在田里劳作着。她是从小养尊处优的杨家大小姐，自然不谙农活，常常累得直不起腰。但为了我们，她还是咬牙坚持着。
母亲在乎绝望中，想到带着我们去投靠远在绵阳成都工作的大姐二姐。我们一家人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未知的旅程。在成都火车站广场上，人群熙熙攘攘，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小人，守着刚从行李房取出来的床和衣柜，眼巴巴地期盼着二姐来接我们。广场上的路灯发出昏黄的光，映照着母亲疲惫的脸庞。
二姐和二姐夫抱着一个小孩来了，他们和母亲说了一阵话，又离开广场走了。她们说的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只是看见母亲和她们都在默默地擦眼泪。母亲转身又带着我们去了绵阳。大姐一家收留了我们，在大姐家的日子里，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至少有了一个安身之所。
好景不长，大家单位开始清理家属，于是我们又返回了内江。
这时，母亲瘦小的肩膀实在拖不动我们了。她含着泪，把六岁的我和七岁的八哥，送给了别人家。分别的那一天，母亲紧紧地抱着我们，泪水打湿了我的衣服。“孩子，别怪妈妈，妈妈实在没办法了。”母亲哽咽着说道。
几个月后，我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地跑回了妈妈身边。而可怜的八哥却再也没回来。母亲每天都会坐在门口，望着远方，眼神里充满了思念和痛苦。她常常喃喃自语：“我的孩子，你在哪里？”母亲临死也没见到八哥。
十多年以后，我听人说八哥流落到了资阳城边的松涛公社。我托人四处打听他的消息，但杳无音讯。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了我们六十年，但关于她的记忆，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那些艰苦的岁月，母亲的坚韧和无奈，都成为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每当我想起母亲，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我仿佛又看到了她那温柔的笑容，听到了她那亲切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