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第二》：中庸的源头在哪里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中国的哲学，一上来就是老年人的哲学。老子、孔子、墨子，各位“子”不到胡子一大把的时候，是断然不肯表达自己的意见的。这些“子”们年轻时，将自己隐蔽在前人的阴影里，轻易不肯发声。

孔子算得上中国文化河流中横亘在春秋末期的大堤坝了吧，他老人家讲究的是“述而不作”。意思是说，“我”只转述古人的做法和经验，至于“我”自己，没有什么好说的。

说到底，从孔子开始，或者说从更早的三皇五帝开始。中国人讲求的“学问”就是做人的大道。这种大道不同于科学，单靠求真难以究竟；也不完全等同于道德，仅凭向善也难以完全讲通；甚至也不是纯粹的艺术，只是一味的尚美也难有正果。这种学问，一定程度上有源出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意味。

“人法地”这种事儿，谁能讲清楚呢？凭什么说“我”法地的做法就不如你的好呢？而“道”法的自然，则是讲究和谐、多样的。多样与丰富差不多可以概括为自然的表征，法“自然”，差不多就是崇尚多样与丰富。回到多样与丰富这个自然的表征上，差不多就可以理解孔子讲得“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了。

一、“异端”之用

“异”，是不同的，特别的。“端”，是一头。两个字结合在一起，就是信用特别的一头，走特殊的路子。

老子对这种事说得更直白：“吾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如果我们在准备走特殊的路子时，迎面碰到老子，他老人家一定会连连摆手，絮絮叨叨地讲他的“不敢为天下先。”

若都讲究“不敢为天下先”，世界的钟摆恐怕早就停摆了，创新无从谈起，文明也无法累积，人类社会再也没有了“进步”二字。这不是老子的意思，更不是孔子的意思。

苏轼在《论养士》中提到的“智、辩、勇、力”，这些都是在某种特别的品质上卓有建树的人。汉朝的举孝廉，强调“贤、良、方、正”，差不多也有“异端”的嫌疑。春秋的养士，到汉朝的举孝廉，再到隋唐的科举，说到底，就是将有特殊才能的人选拔出来，为“我”所用。

既然这些“异端”是有用的，而且历史也印证了这些“异端”的好的功用，为什么孔子要讲“斯害也已”呢？

客观来讲，“异端”是有用的。一者上天有好生之德，自然讲求的多样与丰富，正是各种“异端”存在的缘由，正因为“异端”的存在，才形成了多样与丰富的世界；二者在生无可生时，“异端”本身是创新之源，正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创新，或者说正是看起来被称作是“异端”的那种创新苗头，让生命有了更广阔的的空间和可能。

“异端”之用，实际上是就自然的大背景而言的。在个体的“我”看来的“异端”，实际上恰是自然大背景中的丰富与多样。

二、“异端”之害

“异端”之害，害在何处呢？

孔子讲得是“攻乎异端”，也就是一味的追求走特别的路子，一味的执着于特别。实际上是有害的。

孔子讲得“攻乎异端”也得话分两头来说。一者看到别人持有某种鲜明的观点，就去攻击它，攻击者本人便有了立场，这种立场实际上是另一个“异端”。因为这种攻击的存在，攻击者很难从另一个“异端”中回复平和。二者因为尝到了“异端”的甜头，就像“守株待兔”一般，本来“异端”就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这一偶然事件的存在，或者说因为偶然事件带来的利益，使人沉溺其中不可自拔，习惯于剑走偏锋，兵用其险。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常在河边走，哪会不湿鞋？

“异端”之害，实际上是就生命个体这一小背景而言的。自然大背景下展开的“异端”促成了自然本身的丰富与多样，一定程度上也偶然性的带来了个体生命的峰回路转。但如果沉溺于这种“异端”、“奇兵”，个体必然陷于危险的境地。

南怀瑾先生举了辅佐汉高祖刘邦的陈平的例子。陈平一生中为刘邦谋划过六次奇计，而且都成功了。对历史发展本身而言，甚或是对汉朝刘家天下而言，陈平的“攻乎异端”都是有益的。并且因为这个人智慧非凡，屡谋屡中，使得刘邦的势力越来越大。然而，对于陈平本人而言，却是有害的。他有一个预言，自己的后代不会太好。结果果然如此，汉高祖封给他的国，到了孙子手里就亡了。

阴谋就是阴谋，小处讲，不利于身家性命。大处讲，不利于天道自然。

天道在哪里？

大概就在极端与极端之间，极端与极端之间留出了刚好供人通过的天道、大道。

看到极端与极端之间似乎不存在的大道、天道，差不多就算是深味中庸之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