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有一异姓兄弟，据说当年曾一起出生入死，他们虽没有结拜，却胜似亲兄弟。父亲管这个异姓长辈叫七叔，所以我和兄长就叫他七爷。
七爷是外乡人，上面有四个姐姐，两个兄长，因为老二和老六的先后夭折，后来才有的他。当时家里穷、姊妹又多，那几个姐姐有的被送人，有的嫁得穷乡僻壤，从此杳无音信了。七爷一人四处流浪，后来逃窜至我们河东村，饿得皮包骨头，是爷爷用一个馒头一碗水接济了他。
听父亲说，爷爷常常在有月亮的晚上和七爷就着月光，拌着一碟花生米、酱萝卜，喝着北京二锅头，嘴巴吧嗒吧嗒地响个不停，有时还你一句我一句地哼起小曲。
“咱俩个在农村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
“你说过党叫干啥就干啥，决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
“想想烈士比比咱，有什么苦来怕什么难，你要愿走你就走，我坚决在农村干他一百年！”两人以最后的大合唱收尾。
曲子音调高亢，抑扬顿挫又感人肺腑。在弥漫青草香和泥土香的院落的上空盘旋、回荡。
原来爷爷和七爷曾一起加入过乡自卫队，为阻击当时日伪军残兵败将的侵扰，自卫队还给他们配发过土枪。爷爷可以瞄准十米处的酒瓶子，十枪中个五六枪不成问题。七爷可厉害多了，二十米开外、闭着眼，十枪能中八九枪。
建国后，我的曾祖父不幸抱病走了，爷爷放下土枪，接着干起祖传磨坊的营生。听说七爷后来离开河东村，当起了正规的人民子弟兵，后来五几年的朝鲜战场上还和美国土匪短兵相接过。他的一双聋耳朵，自然成了那次残酷战争的见证和后遗症。
我看见七爷缓缓走来。他弯腰驼背，后背弓成一口大锅，头发白花稀疏，满是沟壑的额头下有一双浑浊的眼，正静静看向我。
“七爷好！”尽管七爷听不到，我们还是喜欢这样和他打招呼。
“这娃子长得快！”七爷虽听不到，但似乎不影响他说话，他走过来摩挲着我的小脑袋，从口袋里摸出几个包着花花绿绿颜色的硬糖塞到我手里。
“吃吧，甜着哩！”他声音如雷。
母亲端出一锅儿热香喷喷、热腾腾的猪肉冬瓜粉丝。父亲招呼着，拿出一瓶浓香的杜康酒，摆上两个小酒杯，先给七爷斟满了，两人碰起杯，热闹地喝着酒。
这时七爷常起身，拉我坐他身边的小凳上，给我碗里加几大筷子香喷喷的炖猪肉，还有我最爱吃的红薯粉条。
…
父亲常常在杀年猪后，脱下油腻脏污的大褂，换上一套讲究但有些褪色的中山装，出门去请贵客。
父亲要请的这个客，就是爷爷的异姓兄弟，父亲不仅在爷爷健在的时候请，爷爷走后也年年请。听母亲讲，那是爷爷去世前特别交代的，没想到竟是爷爷走前唯一的遗言。
日子似流水，涛涛向东。如今，爷爷和七爷离开人世，二十有年。但他们亲如手足，以真心换真心的相处之道，值得后辈人学习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