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的标题就很有意思，从“平等主义”到“盗贼统治”，描述的是从古到今的社会制度的演变，这算是一种进步吗？戴蒙德把人类社会分为四个阶段：族群，部落、酋长管辖地和国家。
从最古老的族群到国家，社会权力从分散走向集中，人口从少到多，社会制度从简单到复杂，社会分工愈发明确。酋长管辖地和国家开始了集中管理，形成社会阶级与身份，也就是“等级社会”。
从最好的方面说，它可以提供个人无法承办的昂贵服务。从最坏的方面说，它们公然地在起着盗贼统治的作用，把实际财富从平民手中转移到上层阶级手中。
盗贼统治者和英明政治家的区别，强盗贵族和公益赞助人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只是一个从生产者那里榨取来的财物有多少被上层人物留下来的问题，是平民对把重新分配的财物用于公共目的喜欢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酋长管辖地和国家中，上层统治者享受着来着普通平民的“贡金”，那么不禁要问：为什么平民愿意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奉送给统治者？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改朝换代的原因就是盗贼统治者得不到平民的支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往往会是两种结果：被愤怒的平民推翻统治，或者被其他的新贵用许诺而谋求了公众的支持。那么盗贼统治者又用了哪些办法维持自己的统治？
1、解除平民武装，武装上层掌权人物，
2、再分配。
3、绝对武力控制维持公共秩序。
4、制造一种为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或宗教。
那么为什么社会会从族群演变为国家呢？戴蒙德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地区人口的多少是预测社会复杂程度的最有力的唯一根据。也就是说，社会的变化是随着人口增长而进行变化的，而想要拥有稠密的人口，则必然需要粮食生产或者丰富的可狩猎采集的资源，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国家，则必然需要粮食生产才能养活它的国民，人口的增长和粮食生产是一种螺旋式的互相促进关系，而非单纯的主次关系，粮食生产带来的剩余粮食使得社会可以养活不事农业的人，他们会构成一个复杂社会必须的角色，促进社会的分工，而社会的分工又可以提高生产的效率。
粮食生产可以促进人口增长，并推动社会分工与复杂化，但并不能证明人口增长必然会促使社会从族群到国家的发展，而戴蒙德接下来给出了4个原因来进行证明。
1、人口的增加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后果更加严重，在几十人的族群中，发生冲突的都是亲戚，大家都会劝阻，基本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而当人数扩大到几千几万人时，发生冲突会导致的是两个家族的厮杀和复仇。而解决这些需要一个有足够武力的管理机构。
2、随着人口增加，群体共同决策会越来越困难，不可能聚集所有人商讨一件事情，而这就会促使权力代表的出现，进一步推进中央集权。
3、当人口到达一定数量时，进行商品交换会变得困难与复杂，而这则需要再分配与规则限定来处理，这也需要一个权力机构来完成。
4、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口密度上升，不同地区所需的必需品需要从其他地区获得，而这要求人口稠密的地区养活大型的组织复杂的社会。（其实我感觉3和4是一个原因）
上述4个原因论证了为什么大型社会不能是族群部落，必须要依靠盗贼统治来发生作用的原因。戴蒙德又提出一个问题：很多大型社会其实是由小型社会合并成的，那么是什么促使了小型社会的合并？其实后面的论述可以概括为外力威胁与征服。
也就是说，战争在促使社会合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没有族群想要成为战败者，而在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战败的后果越严重，因为无处可逃，也就是被迫抱团或者被迫被征服，同时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基本上实现了粮食生产，也就有了奴隶的需求，战败者成为奴隶，扩充了社会的人口与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由小到大的转变。
因此，粮食生产及社会之间的竞争与混合，产生了征服的直接原动力：病菌、文字、技术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这些都是终极原因，是通过因果关系链而表现出来的，虽然这些因果关系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全都与稠密的庞大人口和定居的生活方式有关。由于这些终极原因在不同的大陆上有不同的发展，征服的这些原动力在不同的大陆上也有不同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