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楔形文字传奇
26. 伍利与乌尔的旗帜
书至此节，我们讲述的楔形文字传奇的历史，就要接近尾声。但是，从各种古代文献获知，被阿卡德人灭了国的古老苏美尔，还将面对一次伟大的复兴。迄今为止，还有一个历史名城（或城邦国家）没有涉足；苏美尔楔形文字将“死而复生”，并达到辉煌的顶峰。
这一切，都将聚焦于美索南部古城遗址乌尔（Ur）,都将由上节曾提及、以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为首的两对伉俪，用自己的考古大发现揭开最后的帷幕，并且带来美索不达米亚乃至人类考古史上的奇迹。
西方人对乌尔都不会陌生，因为他们从小就熟知亚伯拉罕——《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始祖。乌尔在《圣经》被称为“迦勒底的吾珥城”，先知亚伯拉罕的诞生地。乌尔其实离苏美尔的欧贝德史前文化遗址埃利都不远，由于幼发拉底河改道，这个远古时代的城市，变成了荒漠中的大土丘而鲜有人知。
最早来到乌尔考察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意大利人德拉·瓦勒，即那位最早发现五个波斯楔形符号的旅行家。瓦勒正是在这里刨出的文字砖，但因为他不能释读而没有得到更多的收获，故而与《圣经》人物故乡插肩而过。1854年，又一位英国驻巴士拉港领事泰勒（J.Taylor）在这个大土丘上打洞，扒拉出了少许文物，但他同样浅尝辄止，铩羽而归。1922年，英国年轻的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率领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浩浩荡荡开到了乌尔。
伍利是位严肃而认真的学者，当他到乌尔主持考古的时候，已经是同行中小有名气的“一流发掘者”。伍利站在高达七米的人造山丘上，意气风发地挥手指挥工人们发掘，仅用了一个小时，挖开了几个废墟堆，他当即发现，这里是由几个世纪的泥砖结构组成巨大城市和墓葬群，一个堆叠在另一个之上。伍利顿时大惊失色，急忙叫停：“我们的考古技术目前还处在幼年期。在我们自己和工人们没有得到充分训练时，乌尔的历史是不会再现出来的。”
伍利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缺乏熟练技术的发掘肯定不会有后来巨大的收获。乌尔的考古一停就是四年，伍利开始着手训练他的队伍，耐心等待时机成熟。他美丽的妻子凯瑟琳也一直伴随他在荒漠的沙漠上艰苦生活，无意之中，为乌尔的考古队带来了一段姻缘佳话。
乌尔等待的漫长日子里，伍利夫妇结识了一位来自伦敦老家、芳名阿加莎的女子并结为密友。伍利先生多次派他的得力助手马克斯·马洛温（Max Mallowan），“一个又瘦又黑的年青人”（阿加莎戏语），陪同家乡来的女士到各处考古遗址参观。因为马洛温恰好是阿加莎外甥的同学，一来二往，年龄悬殊的两人擦出了爱情火花，不久，马洛温与比他大13岁的阿加莎步入婚姻殿堂。与凯瑟琳陪伴伍利一样，阿加莎也陪同马洛温出入考古现场达45年之久，她非常喜欢自己动手清理出土物品，一直协助马洛温直到他成名，也跻身著名考古学家行列。因乌尔和两河其他考古的贡献，马洛温同样被英国女王授予了爵士爵位，与他的师长伍利先生比肩齐飞。
马洛温夫人曾以乌尔为背景写过一本小说《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你没有看错，马洛温夫人的全名叫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中国人更为熟悉的作品是她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惨案》，她是举世公认的推理小说女王，一生共写作了82本侦探小说、19部戏剧、1部自传和6部爱情小说。她的著作曾翻译成103种语言，总销量突破20亿册，仅次于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著作。阿加莎的小说多数都是在考古挖掘现场写就，在那位大名鼎鼎的侦探波洛身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马洛温的身影。她曾调侃道：嫁给一个考古学家的好处是，你越老他越爱你。而在侦探小说《死亡草》的扉页，她题写到：本书献给伦纳德·伍利与凯瑟琳·伍利夫妇。
顶着经费缺乏的压力，伍利整整挺过了艰难的四年。1926年，乌尔遗址以科学规范的方法重新开挖。从四年前算起，英美联合考古队风餐露宿，对乌尔沙丘的发掘历经了12个春秋。
1929年春，黄沙滚滚的沙丘下，先后出土了五座神庙废墟，围绕高耸的月神塔庙(Ziggurat)，一座古老的城市呈现在人们眼前。伍利和马洛温发掘出的诸多泥板用文字证实，这里就是“创世纪”里说过的吾珥城。
发掘周期的前五年，伍利和马洛温把目光聚焦在“皇家陵墓”，他们最终在约70米长、55米宽的陵墓区，发现了2100座陵寝，其中660座被伍利确认为苏美尔早王朝IIIA（B.C.2600-B.C.2450），16座为乌尔或苏美尔其他时期的王陵。
这张1929年拍下的老照片清晰反映了当年发掘的场景：墓葬坑被开挖到极深处，工人从布满苏美尔史前物品的土层里挖出大量淤泥，伍利站在深坑内（前左第二人）观察断面层。由于伍利找到了有关洪水的文字地质资料，与《创世纪》中所描写的洪水传说可互相印证，他断定这些淤泥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史前大洪水的证据，与“诺亚方舟”属于同一故事。他将这个深坑命名为“大洪水坑”。他这样说道：“《圣经》中的大洪水，诺亚方舟的故事在我的出土物中得到了证实，我可以肯定，诺亚的后代就是当时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 伍利的这一发现极具开创性，他为人类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考古队挖掘出的王陵，时间分布从苏美尔早王朝到乌尔第三王朝，其主人大都不可考证，只有几座坟墓例外。一座没有被盗墓者光顾的陵寝内，伍利找到了一枚圆柱形印章，其上的楔形文字表明，这是一座王后（头衔“宁”）的陵墓。王后芳名普阿比（Puabi），身高不足五英尺，死时大约40岁。她交叉双手安详地躺在木棺内，身前身后各有一位“照料”她死后生活的侍女。墓葬中还有52名殉葬的侍从，他们的手边摆着酒杯，可能是饮毒酒而亡。
普阿比后陵和其他王陵，出土了令全世界赞叹不已的各种文物，包括金银艺术品，甚至包括连英国女皇都羡慕不已的珍宝首饰和项链，为我们提供了古代苏美尔艺术和文明的完整画面。除了埃及图坦卡蒙墓，没有哪一项考古发现，能比这些王陵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远古先民们的文化和生活。最吸引人是普阿比王后的头饰，由一圈圈金带以及带上的金环和金叶子构成了三层环。头饰假发由伍利妻子凯瑟琳重新制作，王后的脸部外形是参照住在陵墓附近的当地妇女面目特征仿制。
伍利在普阿比后陵还发现了一些极其珍贵的艺术品，其中闻名遐迩的是“王后竖琴”（Queen's Lyre）。确切地讲，应该称它为“里拉琴”。琴身镶嵌着象牙和青金石，琴前有一只雕刻非常精美的公牛头。在伍利报告的笔下，有位女子躺在竖琴右侧，她的手就放在琴弦的位置上。我们把乌尔时代的楔形字“里拉琴”贴在琴弦之上，其表意（象形）字体与里拉琴本身一样精美绝伦。
如果说，普阿比王后墓还原了B.C.2600早王朝的乌尔，那么，伍利在皇家墓地挖出的数以千计的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则详细描述了B.C.2113的盛况：苏美尔人在乌尔纳姆国王（Ur-Namma）治下，跨进了乌尔第三王朝，迎来了一次伟大的复兴。
乌尔纳姆原是乌尔城的一个军官。他带领苏美尔人起兵反抗异族人，南征北战，挣脱了阿卡德人和库提人统治，继阿卡德王国以后，重新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王权从此归来，乌尔纳姆建立了最后一个苏美尔王朝，把苏美尔带上了文明的顶峰。
自乌尔纳姆国王始，乌尔第三王朝启用“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四方之王”的称谓, 即所谓“王权神授”：伊利尔神（下图右）把生命树交给了乌尔纳姆。
乌尔纳姆在乌尔城大兴土木，他建造的月神庙塔，底边长200英尺，宽140英尺，高70英尺，是当时亚洲最高、全世界第二高的建筑，仅次于埃及金字塔。看到这座塔庙，人们立即联想到了《圣经》对吾珥城的描述：许多商人和学者都居住在吾珥，亚伯拉罕也住在城内一栋舒适的房屋里，市民在美丽庙塔前膜拜月亮女神。吾珥的港口停满外国的商船，街道上挤满了印度、埃兰、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等地来的商人……
乌尔第三王朝的诸多出土文物，最有历史意义的是伍利在皇家陵墓的一座较大陵寝里刨出的“乌尔皇家标志”，标志旁边躺着一具士兵遗骸。伍利称这个标志为“乌尔的旗帜”，因为它的平面图看上去就像一面战旗，士兵就像一位旗手。不过，从皇家标志实物看，它是一块立体的标志牌，正反两面都有镶嵌画，一面代表“战争”，另一面代表“和平”。
伍利根据画中描绘的“战争”图景（图的上半部）得出“旗帜”的判断：第一排人物，中间的国王和他的军队站在一起，战俘们在他面前低头行进。第二排人物，表现苏美尔士兵的进攻和敌人的逃跑。最后一排人物，描绘苏美尔人驾驶战车发起攻击，敌人的尸体被马蹄践踏。
然而，如果依照“和平”图景（图的下半部），可以得到另一种解释：镶嵌画精细地描绘了三个不同等级人物的生活场景。最下层辛苦劳作的奴隶背负累累，向上层人贡献粮食、牛羊和鱼肉；中层是富人和官员接受奉献，侍奉王室；最上层是国王和祭师在欢乐中享用盛宴。这幅图画形象地表现了城邦时代的社会不公和阶级分化。
“乌尔皇家标志”究竟是什么？直到今天依然众说不一，因为没有看到文字解释。但是，伍利和马洛温发现的其他泥板文书，几乎包括了苏美尔和阿卡德各个时段的文字作品，例如《乌尔纳姆法典》等，为再现乌尔乃至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乌尔的文字泥板也填补了楔形文字发展史的缺环。它默默地告诉后人：乌尔第三王朝的楔形文字，已经攀升到苏美尔文字发展史的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