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初，就在三峡工程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工，三峡省筹备有条不紊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北京的政坛出现了骚动：
先是重庆市建议改“150方案”为“180方案”的建议，直接上报中央；
接着是孙越崎等人的长篇调查报告《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
跟着就有李锐再次上书中央，建议三峡工程“暂缓兴建”并将自己的《论三峡工程》一书公开出版……
再便是各式各样的座谈会、吹风会、辩论会，为数众多的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反对上三峡工程，推责长办提交的国务院已原则批准的“150方案”是“舍上保下”、“顾此失彼”……有的反对意见言辞特别尖锐：“秦始皇筑长城，隋炀帝修运河，都没有好下场：现在领导要修三峡，也不会有好下场……”。
李锐三峡专著
与此同时，海外舆论大哗。美国环境政策研究所布拉克韦尔特博士以《中国卷入大型水电和大坝的巨浪》为题，说中国在本世纪内将修建三峡电站，已向美国有关部门寻找技术帮助，向世界银行贷款，说象这样突出发展水电，将重复美国已经犯过的错误。断言，中国如建设此大坝将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毁坏文物古迹，造成巨大债务。
美国《工程新闻记录》亦发表《中国人进行巨大的水利计划》的文章，介绍和评价三峡工程方案(即150方案)；
香港等地区的传媒，则着重报道有关三峡工程反对意见和少数人士的文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本来，国务院原则批准的“150方案”，中央打算在修改补充后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这一来，工作便无法进行了。实际上，许多人对三峡工程的指责未必中肯，意见也未必正确。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懂水懂电的专家，也不清楚几十年来“长办”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为三峡工程作过多少次试验，钻了多少个检验坝址地质情况的钻孔，更不知晓设计人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三峡工程付出了多大代价……还要求论证，实际上就是重复计算、重新做试验、继续钻孔！
为了使不明真相的同志明白真相，使持怀疑态度的人士在其参与工作的情况下经过耳闻目睹后转变观点，中央决定放缓三峡工程建设步伐，以重新论证的最后结果促使持不同意见者明白真相，取得共识。
邓小平会见傅朝枢
1986年3月31日，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先生，谈话中，傅向邓小平询问海外备受关注的三峡工程问题。邓小平神情严肃地望着傅，十分慎重地告诉他：
“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
这个讲话，被迅速传往海外……
1986年4月3日，六届四次人代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在记者询问三峡工程情况时，李鹏作了以下回答：
三峡工程是一项包括发电、防洪、航运等综合效益的巨大工程，这项工程不仅关系到我国当代的四化建设，而且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大事。对这项工程，中国政府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现在还没有对这项工程作出是否开工的决定。
李鹏说，对这项巨大工程，我们虽然已经作了30年的准备，进行了大量调查和科研工作，收集了大量资料，但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国务院准备成立三峡工程论证委员会，不仅要吸收国内外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还要向一些建设水电有经验的国家的专家们进行咨询，听取意见。论证的情况，委员会将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同全国政协协商。
新闻发布会上李鹏答记者问
4月8日，李鹏先后与钱正英、四川省省长蒋民宽谈话。他认为由四川、湖北继续管一段三峡地区移民试点可行。次日晚上，李鹏约李伯宁谈话。李伯宁接受对三峡省筹备组目前只管计划工作的方案，希望自己再干两年。
4月15日，国务院开会议讨论三峡省筹备组问题。有人说三峡地区这样拖下去是个大灾难，因为两省都不管了，除非宣布三峡工程不干了，两省才继续管。
李鹏观点明确:三峡工程一定要上，但推迟一点,是正确的。因为有些问题确实还需要费一些时间才能弄清楚；开发性移民要经过试点；花多少钱底数不清，而且国家现在也没有钱，过去是靠“煤代油”出资金，现在国际市场上石油跌价，已拿不出多少钱来。三峡省筹备组不能代管行政职权，因为筹备组的职权就是筹备。为了开发三峡地区，中央可以给三峡地区一些优惠政策，最好做到既不离开两省建制，又使库区得到实惠，岂不两全其美。
迟海滨
4月18日下午，李鹏与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李伯宁，讨论三峡地区计划单列和三峡省筹备的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把三峡地区政府职能都管起来，但这不符合法律程序，现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未完，建立一个没有三峡工程的三峡省，不合适；
甘子玉
第二方案是在筹备组内成立一个小机构，专管经济工作，但是工作任务太重，反而影响三峡移民和开发；第三方案是成立三峡经济开发委员会，三峡经济开发的主要责任仍归川鄂两省负责，开发委员会只有制定计划权，做些支持重点经济建设项目工作，重点是移民试点参与工作。
与会者多倾向第三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