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东边，紧靠着山湖边上，有两间破旧的泥草房。房子里住着一个妇人。从小，大人就教我们喊她“大姑妈”。每次从她门口走，她也会拿几颗糖果塞给我吃。
慢慢长大我就知道了，她不仅是三伯的前妻，也是三伯的表妹。她的母亲是奶奶的亲妹妹。大姑妈一直没有生育。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三伯和他离婚了。她现在一个人住敬老院，我们一大家人都经常去看望她。
在我的大家庭里，所有的侄子都不喊三伯，而是用马鞍山当地话喊他“当涂姥姥”。“姥姥”在马鞍山郊区的基本含义是叔叔或伯伯——父亲的兄弟。称之为“当涂姥姥”，是因为我们自小，他就在当涂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当木匠。每次他回来，我的父母也会对我们说：“你当涂姥姥回来了”！
父亲自小对上学兴趣不大，十几岁后一直跟着三伯在当涂学木工活。以后一直以此为业。三伯与父亲，兄弟情深。
其时，当涂和马鞍山之间的交通还不方便，三伯回来的次数也较少。每次他回来都是家里大人、小孩子最高兴的事情。他会按时节带一些最时令的瓜果时蔬。也会用建筑工地上的废旧铁皮做些簸箕、水桶之类的东西发给各家，这在当时的农村都是稀罕物件！母亲评价他是父亲兄弟几个当中性格脾气最好、最大公无私、最有爱心的一个人。这样的人理应享有人生的幸福，但命运却不停的和他开玩笑。
从当涂县回到马鞍山市工作后，三伯进了锅炉厂。经人介绍，他与另一个女人组成了家庭，住到了湖东路边的一幢楼房里。女人带了两个男孩，大伯家的儿子也寄居在他家生活读书，三伯都视如己出。随着三伯女儿的降生，一家六口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三伯瘦弱的肩膀上。逢年过节，村里分鱼了，父母会让我们送几条鱼给三伯。家里送点东西给三伯，每次他都要把我们送下楼，塞点钱。于是，我们兄弟仨每次总是要争着去。
那时爷爷还在。三伯隔三差五骑自行车回来，打点酒，塞点钱。母亲经常讲，祖父经常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村口，盼着三伯回家。
1991年，我去上海读书前一夜，因只有凌晨4点多的火车，前一天下午就从家里赶到了三伯家。凌晨三点多，三伯又送我和父亲到火车站。父亲挑着担子，一头是被絮和衣服，一头是一只木箱。街灯昏暗，路上不见人影。三伯跟我絮絮聊了一路。
三伯身体不好，退休后一直吃药。喜欢喝点酒，打打麻将。每次三伯回来，母亲总要亲自张罗着找人陪三伯打麻将。后来腹痛难忍，到医院检查，发现是胰腺癌。听说，那是一种非常痛的疾病。母亲知道后，和我聊起三伯，总是揪心地难过。
三伯生病中间，我有一次回去，我们全家人去看他。当时见他，除了更加消瘦，仍微笑着和我们说话。出门的时候，我最后一个默默从病房退出来，回头从玻璃窗里看过去，三伯自己在默默的流泪。不知道是因为疼痛，还是因为伤感。
堂妹原定的婚期提前了。三伯要看自己心爱的女儿步入婚姻殿堂。那天晚上，三伯穿着一套崭新的西服。因为生病消瘦，西服在身上空荡荡的。晚辈们都去敬三伯酒。三伯的精神很好。后来才知道，三伯那天的疼痛已经深入骨髓。
那天接到电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三伯自己走了。
一个敢于自我解脱的人，一定是个勇敢的人。三伯就是这样的人。
当天急着开车回到三伯家，狭小的客厅中挂着三伯的遗像，面带微笑。几个堂兄弟、表兄弟都在。我们就在他遗像前为他守夜。
第二天，秋雨纷纷，气温很低。三伯的继子捧着遗像，站在灵车的外面。当年一直寄宿在三伯家的大堂哥自己爬上车，非要送三伯最后一程。
后来，母亲跟我说，在三伯决定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天，他还不放心地与父亲打了电话。电话是母亲先接的，聊了一会，三伯就问父亲在哪。母亲把父亲喊来，三伯让父亲不要再找蛤蟆了。农村里流传蛤蟆皮可以治癌症，父亲那段时间天天晚上出去找。三伯说没有用，不要找了。父亲打完电话，根本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和三伯说话了！父亲也没有想到三伯会用这样的方式结束他的一生，他那时想等到三伯卧床不起的时候，去伺候他走完最后一段时光。
三伯就是这样的人，给所有的家人以无限的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担心自己的身后之事给大家添麻烦。他选择了星期五：周末大家回来，周一大家再各自散去。
三伯火化的当天，失踪了几个月的表兄从外地回来了。姑妈在哭三伯的同时，也在哭自己的命运。下午，我们几个堂兄弟一道把表兄架到医院检查，发现他有精神疾病。表兄第二天就开始住院，经过治疗，表兄的症状竟完全好了。姑妈每次说起这件事，还要念叨三伯：自己走了，还把自己的外甥找了回来。
三伯离开的那年年初，几个堂兄弟、堂姐妹发起家庭聚会，每年一家轮流做东，定在大年初十。第一年是大堂姐操办的，大家庭的男女老少都聚到一起，三伯还兴致很高的参加了。自此以后，家庭聚会他是再也无法参加了。三伯离开的次年，家庭聚会改到了每年的清明。家人们一道给先辈扫墓，一道团聚追思。
今年清明节，父亲和我们兄弟三人一起给三伯扫墓，献束菊花，寄托哀思。
三伯，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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