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山里的风与呼喊
我最早的记忆，是每天坐在家门口冰凉的石墩上，等爸爸回来。
有一天，爸爸回来了，从兜里掏出几颗糖果，告诉我这叫泡泡糖，能吹出泡泡。我开心极了。在那个不通车、也不通电的山顶村子里，那是我童年里对爸爸最深刻的记忆。1986年，我出生在这里。爸爸常年在外打工，妈妈在家照顾我和两个哥哥。日子清贫，但只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就是平静的幸福。
199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大哥照常带着我和小哥放学回家。那天路上异常安静，少了往日的欢声笑语。直到晚上家里突然来了很多亲戚，他们围在一起商量着怎么安排爸爸的后事，我才懵懵懂懂地意识到什么。因为年纪小，我竟在角落里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看见堂屋里摆着一根很大的木头，两个木匠师傅正在比划尺寸。屋外亲戚们忙忙碌碌，这时我才真切地明白：爸爸永远离开了我们。
接下来的几年，妈妈一个人拉扯我们三兄妹，常常饥一顿饱一顿。大哥十三岁那年，对妈妈说：“我要去打工挣钱，供弟弟妹妹读书。”过完年，他背着蛇皮袋，装着几件旧衣服就出了门。我们含泪目送他第一次走出大山，那时我天真地以为，只要走出这座山，我们家的日子就会好起来。
日子依然紧巴巴地过着。每年开春，是庄稼人最忙的时候，家家户户开始准备水稻播种。可这个时候，妈妈总是望着窗外偷偷抹泪。我和小哥每周五从寄宿学校回家，走在山路上，看见路边的稻田都灌满了水，庄稼人准备插秧了。只有我家的田还长满青草，静静地荒在那里。我知道，妈妈是请不起人犁田。那一刻，我多么希望自己快点长大，能帮妈妈把田犁了。
1998年春天，又是一个周五。我回到家，惊喜地发现田里的秧苗已经插得整整齐齐。一个黝黑矮小的男人正在田里忙碌。晚上妈妈把我叫到身边，轻声说：“以后叫他叔叔，他来帮我们照顾这个家。”我理解妈妈的难处，在这个山村里，没有男人的家，连田都犁不成。没有收成，我们连饭都吃不上。
可惜好景不长。又一个周末回家，我看见满地的碎碗碎碟。跑到田里找妈妈，邻居才告诉我，叔叔喝了酒打妈妈，妈妈吓得躲起来了。从此，这样的日子成了常态。叔叔每次喝完酒就打妈妈。有一次，他拿着板凳追打妈妈，我冲上去抢板凳，却被他一把推倒在地。妈妈怕我受伤，拼命把我推出门外。我一直沿着去后山的路跑，天色渐渐黑了，我不敢回家，在后山躲了一整夜，直到天亮听见妈妈的呼唤才敢回家。那些年，大哥在广东打工，只有过年才回来。妈妈从不敢告诉他家里的情况，怕他担心。小哥受不了这样的日子，辍学离家出走，好几年音信全无。
我拼命读书，一心想着要靠知识改变命运。大哥每年回来都会嘱咐我：“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哥供你。”后来我考上了高中，住校两周才回一次家。可每次回去，看见妈妈挨打却无能为力的场景，都让我无比痛苦。渐渐地，我宁愿去同学家，也不愿回那个充满暴力的家。
2004年5月的一天，我正在宿舍午休，突然听见班主任在楼下喊我。跑到校门口，看见妈妈瘫坐在地上痛哭。她紧紧抱住我：“你大哥没了，被人害死了......”我扶着妈妈赶回老家才知道，大哥在城里打工时和人发生口角，几天后被人骗到没有路灯的街道围殴。等被发现时，已经来不及抢救了。妈妈一个农村妇女一个人一次次往城里跑，找政府部门。各政府部门踢皮球推卸责任，忽悠说在调查，后来慢慢的以没有证人、没有监控为由，始终不予立案。大哥的遗体在殡仪馆一放就是二十年，直到2023年中央巡视组来了，终于让大哥入土为安。
大哥的离世彻底击垮了妈妈。小哥回来了，我也辍学在家。叔叔和妈妈吵得更凶了，动手成了家常便饭。那年秋收，他们大吵一架后彻底决裂。叔叔叫来两辆车，把家里唯一的家当，刚收的稻谷、两头猪、电视机、电视柜全都拉走了。面对一无所有的家，妈妈彻底绝望了。幸好那段最难的日子，我一直在她身边。
一天下午，村支书带着很多城里面的领导来到我们家。听说我辍学了，领导们当场凑齐了我的学费，嘱咐我下周一定要回学校，并并且承认一定支助我高三毕业。我含着泪收下这份沉甸甸的心意，从此更加拼命读书，一心要走出大山，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高二那年我选了理科，可物理只考了56分。看着一落千丈的总分，我知道这样下去肯定考不上大学。同桌建议：“跟我学画画吧，我教你，咱们走艺考。”考虑到艺考需要花很多钱，妈妈没有能力送我，我给小哥打电话，小哥答应每个月哥我几百元，让我放心去画画。跟同桌一起每天午休，都在学校画室努力画画。
2005年10月，高三刚开学，美术老师通知我们去长沙集训：每月学费600元，学6个月，先准备5000元。回家前我打电话给小哥，他的电话却再也打不通了。第二天就要出发，其他同学都从家里带来了费用，只有我，连家都没能回。晚上，美术老师把同学们叫到一起，讲了我们的情况。最后，是一起画画的同学们，一人帮我垫了一点，凑齐了学费。第二天，我才得以和他们一起出发前往长沙。
带队老师安顿好我们后就回去了。期间我不断尝试联系小哥，电话始终无法接通。起初我每天吃饭都靠同桌接济，但两个月后，她的钱也快花完了。她妈妈给我们寄来一罐剁辣椒，从此，我们俩每天就去湖师大的食堂，打5毛钱的饭，拌着辣椒吃，就这样又坚持了一个月。
小哥依然音讯全无，其他借钱给我的同学也开始催我还钱吃饭。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打电话给初中去打工的同学，可她们年纪小，也没多余的钱。我哭着联系学校老师，说我想放弃，要回去学校。没想到，第二天学习委员打来电话，说班长组织班里同学们捐款，寄来了1850元。这笔雪中送炭的钱，解决了我暂时的困境。
等到过年，在长沙学画画的表哥从老家回来，带来了妈妈东拼西凑的2000元。2006年2月，高三第二学期开学，我鼓起勇气，写信给一直资助我的单位领导，恳请他们将高三下学期的学费先预支给我，用于艺考报名，等我回校后再自己想办法。领导答应了，把钱寄了过来。
在老师、同学和好心领导的帮助下，我终于完成了艺考。3月底回到学校，我们换了班主任，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要求我必须交齐学费，否则不给报名高考。我打电话回村里，妈妈也毫无办法。最终，还是同学们知道了我的困难，再一次为我凑齐了学费。我至今感激他们，两次在我最绝望时伸出援手。
一路磕磕绊绊，我和同学们都顺利毕业了。我们这群一起学画画的艺考生，虽然联考都过了线，却因为文化分数不够，全部落榜。我们约定一起去城里复读，好在当时城里学校政策对复读的艺考生免学费。第二年，我们这群从农村出来的艺考孩子，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